背叛

我父亲（愿卡尔·荣格使他的灵魂安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社会科学家。作为自由心理学的开创者，据我所知也是唯一的实践者，他喜欢穿着实验室外套围绕房子，也就是“斯金纳箱”走来走去。在那儿，我，他精瘦的、一脸茫然的实验小黑鼠，严格依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在家里接受教育。他没给我喂过饭，只是把不冷不热的食欲刺激放到我面前。我没有受到过体罚，只因为无条件反射而弄得满身伤痛。我没有得到过爱，而是在一种经过精确计算的亲密环境中被养大，担负着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住在狄更斯，洛杉矶南郊的一个贫民区。我是在城里的一个农场上长大的，这听起来可能怪怪的。狄更斯于1868年建成，和除尔湾之外的加州其他大多数城镇一样，起初是个农业社区。这里是愚蠢、脑满肠肥的共和党白人以及支持他们的墨西哥佬和东亚难民们的繁殖地。这个城市*初的特许状里规定：“狄更斯应保持以下传统：没有各种肤色、口音和帽子的西班牙人，没有法国人、红发人、城市老滑头和身无所长的犹太人。”然而，创建者们囿于他们多少有限的智慧，还规定运河边的五百英亩地将被永久辟作可称为“居民农业区”的专区，因而我所居住的地方—狄更斯一片十方街区的区域便非正式地作为农场诞生了。当你进入农场地界时，你会意识到，因为城市的人行道、滚滚车轮、车载音响、紧张情绪、进步主义者的投票记录，都将消失在弥漫着牛粪味儿的空气里。如果风向适宜的话，还能闻到大麻的清香。成年男人缓慢驾驶轻型越野摩托车，准备通过满是农场鸟禽叫声和身影的街道，从鸡到孔雀，应有尽有。他们双手脱把，数着一小沓钞票，匆匆抬眼，好奇地挑一下眉，撇一下嘴：“怎么样？还好吗？”钉在前院树上和篱笆上的马车车轮给农场风格的房屋平添一层地道的拓荒者风格，但每个窗户、入口通道和狗门都配备了比监狱食堂还多的栏杆和挂锁，这显得有些违和。门廊前面，早已世事洞明的老年人和垂髫之年的孩子坐在摇摇晃晃的草坪躺椅上，用弹簧折刀削东西，等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像一直发生的那样。 在我认识老爸的二十年里，他曾在西河岸社区大学做过临时的心理学系主任。对他这个在肯塔基莱克星顿一家小养马场长大的马厩经理的儿子来说，做农活是一种怀旧。当他因获得教职来到西海岸，既能住在黑人社区又能喂马的机会真是太棒了，绝对不容错过，即使他不曾真正付得起按揭和维修的费用。 如果他是一名比较心理学家的话，一些牛马兴许可以活过三岁，西红柿也可能会少生点虫，但在内心深处，他对黑人自由问题的兴趣远远大于害虫防治和动物王国的兴旺。为了打开通往精神自由的大门，我成了他的安娜·弗洛伊德，他的小小案例研究。他不教我骑马的时候，就在我身上重复著名的社会科学实验，我既是控制组，又是实验组。和任何一个幸运到足以到达形式运思期的“原始”黑人小孩一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经历了多么糟糕的成长过程，永远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我想，如果考虑到当时缺少伦理委员会来监督我老爸的这套育儿方法论的话，那么实验的初衷还是很单纯的。20世纪初，行为主义者华生和雷纳为了证明恐惧是一种习得行为，把九个月大的“小艾伯特”放在白鼠、猴子和一捆捆烧坏的新闻纸等中性刺激物中间。起初，作为实验对象的小婴儿可以面对类人猿、啮齿类动物和火焰这一刺激序列而不受干扰，但是在华生反复用老鼠搭配极高的噪声之后，久而久之，“小艾伯特”不仅开始害怕白鼠，而且对所有毛茸茸的东西都惊恐万分。我七个月大的时候，老爸把玩具警车、冷藏的罐装蓝带啤酒、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徽章和《经济学家》杂志等物品放在我的摇篮里，但这非但没能让我适应震耳欲聋的噪声，反而使我害怕呈现在我面前的刺激，因为它们总是与以下情形同时出现—爸爸拿出家用点三八口径特种枪，冲着天花板来几轮扫射，把玻璃震得噼啪响，同时大吼“黑鬼，滚回非洲去！”，声音大到足以盖过起居室四声道立体声音响播放的《亚拉巴马，甜蜜的家》。直到现在，我都没法耐着性子看完一部哪怕*常见的罪案电视剧，倒是对尼尔·杨有种奇怪的亲切感。睡不着的时候，我不去听暴雨或海浪声的录音，而是去听水门事件的录音。 家里人说，从一岁到四岁，他都把我的右手绑在背后，这样我就能长成一个右脑发达、注意力集中的左撇子。我八岁时，他想测试“旁观者效应”适用于“黑人社区”的情况。他复制了臭名昭著的基蒂· 吉诺维斯的案例，让尚未到青春期的我扮成不幸的吉诺维斯女士。1964年，她在纽约的冷漠街头遭到抢劫、强奸，并被刺死。她发出了《心理学入门》教科书般的凄惨呼救声，几十名旁观者和邻近的住户却置若罔闻。因此，就有了“旁观者效应”的概念：周围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越多，获得救助的几率就越低。老爸假设这一点并不适用于黑人，黑人可是一个靠守望相助才生存下来的友爱的种族。于是他让我站在社区*繁忙的路口，口袋里塞的钱多得冒了出来，耳朵里塞着*新*闪的电子小配件，脖子上挂着一串颇有分量的嘻哈风金链子。令人费解的是，我的胳膊上还搭着一套定制的本田思域脚垫，如同服务生的毛巾。在我泪流满面时，我的亲爹抢劫了我。他在一群旁观者面前把我打翻在地，不过那群人并没有旁观太久。他刚在我脸上打了两拳，人们就冲了上来，不是为了救我，而是帮他。他们帮他一起暴打我，兴奋地把飞肘和电视里摔跤的那套加了进来。一个女人给了我一记非常精准的后背位裸绞锁喉，事后回想起来她下手还算仁慈。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看到我父亲正在对她和其他袭击者做问卷调查，他们脸上还汗津津的，胸口因洋溢着乐于助人的热情而起伏，我能想象，跟我一样，他们的耳边仍回响着我的尖叫和他们的狂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