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泥淖记

**章 荒　野 ——你们受苦的时日已尽 要即刻启程 往大河的那岸去…… 初春时节，李秋山背着一个装得满满的胶丝口袋走在村庄和种子公司间的小路上。这是一片沙丘、碱土、稀疏的碱蓬草和断续农田交错铺陈的广阔原野。原野上的残雪融化没有几天，风就改变了方向，昨天还是西北风，今天就从西南方向呼啸而至。风卷起地上的沙粒和碱土的粉尘，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李秋山的身上和脸上。他的身子迎着风，向前倾斜着。也许是风的刺激，也许是痛苦难忍，两行泪水不住地流了下来，在他覆满尘土的脸上冲出了两道弯曲的河流。 这段路从村庄到小镇约5千米，李秋山从8岁起，就开始走，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半个世纪。但在李秋山的心里，这段路却不仅仅是5千米，反复走来，也不仅仅是半个世纪；仿佛时间上有两千年，空间上有两万里。从李秋山爷爷的爷爷那辈子，就走这段路，到如今已经走了四辈子了，到他这辈子仍然还在走。顶风行进的李秋山感觉自己全身的力气都已经被风耗散，哪怕向前再走一步都走不动了。 他放下了肩上的胶丝袋子，转过身，背对着风的方向，一边大口大口喘着气，一边用粗糙的手背一下下抹脸上的泪水。环顾原野，从远至近都是他所熟悉的景象。一马平川的大地，像一个巨大的篮球场，平展得感觉不出一丁点儿的弧度。每当他站在这块土地上极目远眺，都会深刻地怀疑科学的一贯论断，地球怎么可能是圆的呢？如果地球是圆的，地球另一端的云彩要下雨，雨滴岂不是要从低处向高处飞？这地方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个平，要不是远处的树林和雾气合起伙来，黑黝黝的枝条像宣纸上的一团墨迹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完全可以让目光无限地向远处延伸，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兔子，一直奔跑到无影 无踪。 树林是10千米之外的另一个村庄的边界，村庄和村庄中间是大片草原。所谓的草原，其实也并不是人们想象或书上描写的那个样子了，而像一张遍布疮痍的动物毛皮：黄的是冬眠的草，白的是寸草不生的碱土地，红褐色的则是被水浸泡过的碱土地上滋生出的稀疏碱蓬草……无处安身的风总是在原野上窜来窜去，四处播撒白色的碱土面，如播着银屑病患者身上的银屑，撒到哪里哪里就传染上了原野上的“碱”。本来好好的田地，一有了碱性，就不再长苗，也不再长草，只是一块裸露的“白斑”。 一 李秋山的爷爷在世时，经常对他讲起过去的事情。每讲起这片草原，脸上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得意和陶醉。现在看，那些绘声绘色的描述已经越来越像传说了。 和许许多多的东北人一样，李秋山的老家也在山东，山东的海阳县。1928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中国社会时局动荡，山东境内连年饥荒，很多人在饥荒中倒毙或流落他乡，十村九荒，十室九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向死而生，离开那“绝人”之境，没准儿就真的能闯出一条生路。李秋山的曾祖是家里的长子，眼看着父亲和妹妹在饥荒中死去，便决定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资源留给行动不便的母亲和小弟，带上怀有身孕的妻子随大批闯关东的人离开了老家。 深秋时节，冷风袭人，两个人连一件保暖的衣服都没有，越向北走气温越低，越往北走越身冷、心寒。用一个正常人的心去猜测那些行在路上吉凶、生死未卜的人，内心定然充满了迷茫和凄惶，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自己和一家人能够活下来，只能咬着牙继续走向冬天的深处。 在人们模糊的描述和想象中，那时的关东大地应该是沃野千里、沉睡千年的处女地，如奶水丰沛的乳母，恩慈、宽厚的胸怀可以接纳、养育一切苦难的生灵。“丢一把种子不愁吃，插一片柳枝即成林。”人们坚信，或许只能坚信，只要拎着自己那半条残存的命，坚持爬到那个梦想之地，美好的生活就会重新开始。于是，很多人揣着同一个梦想，做出同一个抉择，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走上了同一条路。 一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潮汹涌而起，饥饿的人们像受着某种神秘指令驱使的角马群一样，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不同的省份出发，陆续涌向东北。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仅1927、1928、1929三年移民总数就超过300万，平均每年超过百万，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移民总数达到4000万之巨。至于有多少人在迁徙途中因为饥饿、劳累、疾病、寒冷、劫掠以及其他不测悄然死去，就不得而知了。能够成功抵达东北，被*终统计成数字的人，总是从巨大的基数中脱颖而出的幸运者。 一时间，大地上留下了一路的轰鸣与震颤，一路的风云与烟尘，一路的挣扎与冲突，一路的哀鸣与悲叹，一路的死亡与新生……如今，虽然一切的发生与过程都被越积越厚的时光掩埋在岁月深处，变得沉寂无声，但那些痛彻心扉的记忆，那些刻骨铭心的悲情，却如烙印，如基因，通过生命形式，通过血液和精神密码，一代代传承下来，有时在不设防的梦里，有时在灵魂深处，发出深远而奇异的声音。 老李的曾祖带着妻子先是越过了渤海湾，来到大连庄河落脚。显然，那时海湾两端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饥荒已经先他们一步飘过海湾，把整个辽西这个探入海洋中的半岛严严实实地笼罩。很多在那里临时落脚的人已经开始了又一程的迁徙，继续向东向北进发。传说中的梦想之地，仍然在遥远的 远方。 这时，李秋山曾祖的妻子在艰难的旅途上生下了一个男婴，只能暂时在庄河停留一段时间。再上路，已是冬去春来，随着脚步渐渐向大陆的腹地延伸，地势也渐平渐阔，显现出地广人稀的趋势。但可以栖居的丰美之地，早被先行的人们抢先占据了。为了美好的将来，也为了这一程九死一生的折腾，一家人只能拖着疲病之身，沿生死边缘，继续前行。过奉天，过四平，再过农安，半年后，抵达郭尔罗斯前旗的查干花时，一个三口之家只剩下曾祖孤身一人，妻和儿先后在奉天和农安被饥饿和莫名之疾夺去了生命。 取道查干花其实也不是离家曾祖的*终之选。此行，不过是为了护送逃荒路上偶遇的一个不幸女人。女人的男人姓寇，三年前随亲戚去查干花蒙古王爷的牧场讨生计，一去未归，山东灾情严重时女人再也无力支撑起那个没有男人的家，便横下来心带上５岁的儿子一路北上，靠干些洗衣、做饭、卖手艺的零活儿凑盘缠，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无工可做时也只能豁出脸来去乞讨。人在困苦时只求有一个活路，哪还顾得了许多？况且还有一个5岁的幼崽，想死都死不起呀！ 女人走到奉天北的昌图县时，一个意外怀上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孩儿。对于这个既是耻辱也是负担的累赘，女人在一个草垛后生下之后，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就抛下她转身离去了。苦难、贫穷和饥饿的逼迫已经让女人的心变得如冻土一样坚硬，她深知身体和生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生命和另外一个或几个生命之间的关系，在生死关头，她冷峻而漠然地选择了自己和儿子的存活。李秋山的曾祖遇到女人时，她正瘫倒在一堵乡村的破墙下，虚弱得奄奄一息。如果不是李秋山的曾祖及时伸出援手，将自己仅有的食物和衣物让给了她，一夜饥寒定然索去那可怜女人的性命。 老李的曾祖将女人交到她丈夫手里时，姓寇的男人已经在查干花娶了另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夫人的从“天”而降，自然要暂时打破寇家原有生活的平衡，但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下去，或好或歹，愿意接受或不愿意接受，*终都会建立起另一种平衡。据说，女人*终还是在查干花留了下来，村里的后生们，都称女人为“大娘”或“大太太”。李秋山的曾祖之所以要果断地离开查干花，一是因为他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本来是冲着土地而来，对放牧毫无兴趣，也不在行；二是他知道了另一个人和家庭的太多秘密，若不远离，日后难免要陷入一种无休止也说不清的是非之中。 李秋山的曾祖落户于通榆、大安、乾安三县交界的靠山村时，已经有五户来自河北和山东的“老乡”在那里开荒种地了。这就是李秋山一家生活了近一个世纪始终也没有离开过的家园，也是李秋山的爷爷经常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所描述的梦想之地。据爷爷回忆，*初的家园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那时，霍林河的上游还没有修建水库，河水还没有断流，时瘦时旺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植被，姹紫嫣红、草长莺飞，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迷人景象。对于优渥而充满生机的草原，李秋山的爷爷不会用书上的诗句进行描述，他只会说，人走进草丛只露出一个小脑袋。 后来，人越聚越多了，登州的、青州的、潍坊的，也有河北唐山的……人们像自天空而降的燕子，陆续在龙沼这片草原收拢翅膀、停脚、做窝——开荒种田，挖土筑屋，打草放牧……不知不觉间就有了“社会”，渐渐热闹和繁荣起来。 就这样又过去了很多年，时间像一支无形的魔笔，描述和修改着空间里的一切，不动声色却久久为功。到了李秋山的父亲这辈，人们突然发现一切都已经不似从前。操山东口音的老辈人一个个消失了，人们用类似广播员的口音说着柴米油盐和鸡鸭猪狗的琐事，说着张长李短和是是非非。草和禾苗变得越来越懒惰了，从春到秋，病歪歪的，想长就长点儿，长也长不高；不想长，干脆就“蹲”在地上不起来；风倒是很勤奋，一年刮两场，一场刮半年，夹裹着尘沙和白色粉尘四处横行，鞭子一样抽打着原野，抽打着人们的脸和心。 面对着彻底变了脸的自然，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到如此的惩罚。是因为以往的罪过，是因为现实的劣行，还是因为内心正在滋长的贪欲和忘恩负义？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只能无奈地等待，等待着惩罚过去，恩泽重来。可是一年年过去，一切都没有改变，人们等来的只是来自气象和土地的诅咒以及越来越暴戾的坏脾气——十年九旱一年涝，只长沙、碱不长苗。更让村民想不通，也让气象专家解释不明白的是，一样是干旱区的周边村屯都下雨了，靠山村却拒不下雨。随之而来的，当然便是贫困、贫穷甚至深度贫穷。 李秋山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对自己所面对的生态和土地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头生了一身癣疥的病驴，杀不得，也骑不得。杀，就彻底没有指望了。从土改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再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这片土地就像自己不可更改的姓氏一样，跟定了自己，不是不离不弃，而是无法离弃，好歹都只能彼此相属，人已经被牢牢绑在这片土地上，不要这片地能要哪片地？这是运气也是命运。骑，把自己这一百多斤交给它，不是和它一起倒下，就是被它一个蹶子掀翻在地。 为了摆脱贫困，李秋山的父亲利用现有的土地做过各种尝试，种粮食不赚钱，就种经济作物，种过甜菜，种过葵花，种过剑麻，结果一一以失败告终，越是全力以赴越是陷得深、“栽”得重。*后只能认命，一声长叹之后，就像对待不争气的孩子一样，对待那不争气的土地，哄着、捧着、对付着，好歹让它为自己出点儿力，干点儿活儿。 年深月久，李秋山和他的父亲一样，真像熟悉自己家槽头的驴子一样，摸透了这片土地的脾气，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在丰年、灾年交错的光景中，勉强博得个温饱，只是从来没指望过彻底摆脱窘境，更不要说富贵和小康。其实，李秋山的父亲在世时，他们的村子就已经戴上了贫困的帽子。一开始，人们心里还很不是滋味，并不甘心落得这个“下场”。 想当初，先人们跋山涉水而来不就是为了逃出贫困吗？到头来怎么又落入了贫困的泥潭？但现实的残酷总是不容争辩。集体经济时，因为连年的“自然灾害”，村民们不但缴不出应向国家缴纳的“公粮”，还要到国营粮库去领“返销粮”。也有人把不出粮食的原因归于人们的“磨洋工”，积极性差，出工不出力。村民们冷静、客观地反思一下，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那时人们的想法是，反正干多少活儿，只要一场大旱或一场洪涝，一年的努力就白费了，还不如就那么比画着，打了粮，算偏得，多少是收成；不打粮，也不要紧，还有国家接济，虽然吃不好，但也饿不坏。 分田到户政策实施后，这里的人们正儿八经地兴奋了一阵子。土地真正变成了自己的，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或穷或富，责任都是自己的，无可推卸。人们开始花力气侍弄土地，花血本增加投入，多施肥，买良种，打抗旱井，把靠天吃饭的“天然田”，变成水浇田。开始的一些年，天公作美，人力显效，粮食产量显著增加，同时又因为叠加了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好日子呈直线 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