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选评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是唐代文豪韩愈的名言，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经典论断。至于为何而鸣，如何鸣，则根据各人的身世、处境、习性、才情，各有不同。 李、杜之后，在诗的领域，*动听的鸣声，应来自李商隐。 这是一个以身殉诗的人。在他的诗中，能听到杜鹃承托春心的啼唤，流莺在风晨露夜的宛啭。如同一只顽强的荆棘鸟，将荆棘扎进胸膛，遵循内心的追求，在滴血中放声歌唱，直到生命的陨灭，留下一段凄美的绝唱。 李商隐先祖与唐皇室同宗，但流传至其父祖，已是寒素之士。他九岁失怙，沦落贫贱之中，“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生人穷困，闻见所无”。作为家中长子，他稚嫩的肩膀，过早承担生活的重压，为人抄书贩米，以维持家庭的生计。童年时代即已萌生的“沦贱艰虞多”的感受，那种不堪承受又不得不承受的压抑，在他心中日聚月累，积淀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成为他不平之鸣*初的动因，在诗中不时流露。他见雨中的牡丹致慨：“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他为山道的早梅生悲：“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天道对诗人并非完全不公，在让他尝味生活苦涩的同时，又赋予异乎众人的早慧。他“五年（岁）诵经书，七年弄笔砚”，年仅十六七岁，就以诗文得到名贤巨公的赏识。青年时代的李商隐，即已显露一个天才诗人的禀赋。他不仅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驾驭语言的才华，格外细腻、丰富的情感，在其敏感的心灵中，还有一个年轻人不会有甚至不该有的深沉。这是一个为诗而生的人，是一个注定以诗而鸣的人。 一个诗界天才，可以纵情伸展他想象的翅膀，变不可能为可能，却很难在现实生活中畅通无阻，心想事成。“不平”是因为生活道路的坎坷、理想追求的受挫，是因为不如意，古人概括为一个“穷”字。“穷”是“不平”的前提。那么，因“穷”而鸣的结果又会怎样？古人看到并概括出一个“工”字。于是，关于诗文创作，又有一个和“不平则鸣”息息相关的命题———“穷而后工”： “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语） 即愈是困顿不如意的人，诗写得愈好。 这条铁律，在李商隐的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 诗人少负不羁之才，长怀凌云之志，但为党争所累，不能奋飞远举，难挽似水年华，徒叹壮志未酬，常年漂泊，坎坷终身，真可谓生非其时、处非其地了。 这必然会在诗人心中激起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悲凉和不平。虽然他缺乏抗争的勇气，但没有因穷途而潦倒，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坚守，对美的向往。即使在东风无力、百花凋残的季节，在感伤匆匆春归、韶光流逝的时候，依然如“到死丝方尽”的春蚕，编织自己的情网，缠绵不息；如“成灰泪始干”的蜡烛，燃烧自己的身心，至死方休。 只是诗人既不似李白，也不似杜甫，他没有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那样的狂态，也没有杜甫“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这般的执着；他没有“兴酣落笔摇五岳”那样的豪兴，也没有“一洗万古凡马空”这般的壮怀。这是一个既不敢明怒也不会明言的人，他本着自身的才性，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出与李、杜不一样的不平之鸣。 诗人是情种，是“情之所钟”的人。他和夫人的伉俪之情，一生不渝，令人动容。只是爱情的果实，却落入政治的漩涡，被抛到荒滩苦水之中。他的多情，屡屡遭受无情的伤害；他想以柔情安抚伤后的疼痛，结果却如“举杯消愁愁更愁”，反而产生情何以堪的伤感。 他无法回避自己的感情，又找不到可以倾吐的对象，只能将它深藏在心头。那颗柔软的心，没有因人世的磨砺而变得坚硬，而是更加细腻。在心与物、心与心的交流中，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敏感，能触及*深的层次，把握*复杂的变化。即使“身无彩凤双飞翼”，依然“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他情感中出现的每一个波澜，都能激起创作的冲动，成为不平之鸣的音符和旋律。他从世事在心头刻下的每一道伤痕中，品味什么是承受，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希望。生活的苦水，流到诗人的情域，经过层层过滤，成了创作的甘泉。屡屡受挫的抱负、备受煎熬的爱情，在诗人的笔下，都化作绚丽的彩霞，绽开娇艳的花朵。命运辜负了他，他不愿辜负自己。面对人世简单、粗暴的摧折，他报之以精心构思、意蕴丰富的诗篇。 一部《玉溪生诗集》，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才情，显示出独特、鲜明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