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人文馆:日本帝国衰亡

引　言 1944—1945年间，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战区副总司令阿瑟·特德爵士曾建议说，为未来冲突做学习准备的战士，应该对历史上的冲突有所了解，尤其要研究历史冲突的早期阶段。他喟叹说：“在这个阶段，没有什么营级建制，也没有什么空白支票。”在开始的几场战役中，遭受侵略的受害国家，他们的选项少得可怜。尽管存在资源不足、指挥官不称职，以及其他与敌交战时的种种不如人意，他们仍然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奋斗。再往后，有了充足时间做动员，他们这才能够享受挑三拣四的奢侈，享受等同于或优越于敌人实力的奢侈；他们这才能够就如何以*快、*经济的方式获取胜利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赢得*终胜利充满信心。特德和他的盟军战友体验过所有这些情感经历。 然而，对于学习历史的学生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远比其开始的方式更加让人着迷。各国的巨人，或者说以凡人之身行巨人之职的那些人物，要在三维战场上，要在帷幄军帐中，解决20世纪*为重大的问题。地球上一些人口*为众多的国家，其国内形势一直动荡不安。科技的成熟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丘吉尔把他战争回忆录的*后一卷命名为《凯旋与悲剧》。对于成百上千万的人来说，1944—1945年这段时间带来的是解放，是脱贫，是恐惧和压迫；但这一年空袭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却比冲突其他方式造成伤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后人知道这次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但对于那些冒死战斗在太平洋岛屿上的人来说，对于春夏两季在其他战役中浴血奋战的人来说，这场混战行将偃旗息鼓的消息，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士兵可以接受成为战争的**个牺牲者，但却往往会不体面地急于避免成为*后一位牺牲者。 我写《日本帝国衰亡》一书，是想把它当作早期作品《大决战》的姊妹篇，《大决战》讲的是1944—1945年间抵抗德国的历史。亚洲和欧洲战场，其结局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在欧洲，美国的主导战略，是决心一开始就要跟德军形成对抗，事实证明，这一时刻要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希望的时间要来得晚得多。人们不假思索地坚定认为，盟军必须击败敌人的主力部队。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以及苏联军队和英美联军在何地会师。但无论如何，大家从未考虑过向纳粹做让步的可能。 相反，在远东，人们对地面对决的兴趣要小得多。盟军阵营中一些人认为，如果想要避免在夺取日本本土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就应该软化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美英两国陆军只在菲律宾和缅甸两地遭遇并*终消灭过日本的主力陆军，尽管其规模都不如部署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美国海军和陆军航空兵试图表明，封锁和轰炸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没有必要在日本本土采取地面行动并因此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他们的希望，后来以*为重大而充满恐怖的方式得到了实现。 “重大伤亡”一词反复出现在对东方战场的研究中，时常用于概括美军在瓜达尔康纳尔岛、硫磺岛、冲绳岛及更小岛屿战斗中所遭遇的人员损失。相比平时，在这些场合，这一问题更加值得以怀疑态度加以审视，因为交战对方是一支相对规模较小的军队，而且美国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己方是一个经济富强、技术发达的国家，应该不会付出多少人员伤亡就可以取得胜利。为了击败日本，美国牺牲了约103000人，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牺牲了30000名军人，还不包括那些在监禁中殒灭的生命。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伤亡率，是其在欧洲战场伤亡率的3.5倍。然而，美国的伤亡总数，却只占苏联、德国和日本伤亡总数的很小比例，同时只占日本在亚洲战争死亡人数的1%。美国人希望在太平洋实现“一个美国人换6—7个日本人”的有利交换率。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敌人干得比他们预期的要好，日美双方伤亡率分别只有1.25:1和1.3:1。尽管日方基本都是致命损失，美方只有不足1/3是致命损失，但美国人仍旧因此大跌眼镜。主流美国战略，在取得胜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问题上，显露出了一种文化自负。事实证明这种自负不无道理，但在一场发生于两个主要工业国之间的冲突中，这种文化自负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