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北京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京味”的新声与新变——想象北京文学的多种方法 张莉 研究者们总结京味文学的特征时，通常归纳为：北京话、北京人、北京事、北京城。在这里，北京话是重要的存在——它既是语言载体，也是所要表达的内容本身。事实上，当我们想到老舍先生，很难不想到他的北京话。在许多人心中，京味文学首先是“声音优先”的文学流派。
近二十年来，京味文学及北京文学创作都出现了“新声”与“新变”。在这里，新声指的是京味文学创作中北京话所发生的变化；新变则指的是，近二十年来与北京城市巨变相伴随的文学写作样态的复杂与多样。而潜藏在“新声”与“新变”之后的问题是：一位作家如何改造一种深具传统的地方性语言以适应自我的表达；面对一座“日新月异”的城市，写作如何贴近一座城市的内在精神。
一
今天，老舍这个名字早已和北京话以及深具审美风格的《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联结在一起。——在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中，老舍为北京话建造了文学的城堡，这里的北京话洪亮、清脆、好听，有迷人的节奏感，同时也有强烈的平民特征和民间气。某种意义上，新文学史上的老舍和他所使用的语言达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他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地标。
但是，老舍使用北京话，并非自然的选择，其间经过了搏斗、挑选和改造。老舍回忆说，在英国时期，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北平话”。但是，学习英语和拉丁语的过程，促使他重新发现母语，使他逐渐认识到“北平话”才是“我的话”。这是对北京话的重新认识，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重新理解。发现北平话的过程，是新的创作实践的开始：“因此，我自己的笔也逐渐的、日深一日的，去沾那活的、自然的、北平话的血汁，不想借用别人的文法来装饰自己了。我不知道这合理与否，我只觉得这个作法给我不少的欣喜，使我领略到一点创作的乐趣。看，这是我自己的想象，也是我自己的语言哪！”
当然，重新发现北京话也伴随着他对“冗长的翻译腔的舍弃而选择口语的表达”，这*终形成了他创作的基调：使用口语的、民间的语言，表现*广大市民的生活。要通俗，要简洁，要自然。“我写作小说也就更求与口语相合，把修辞看成怎样能从*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用字如此，句子也力求自然，在自然中求其悦耳生动。我愿在纸上写的和从口中说的差不多。”尤其在创作话剧的时候，他慢慢体会到语言选择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因为在写剧的时节，我可以充分地去想象：某个人在某时某地须说什么话，而这些话必定要立竿见影的发生某种效果；用不着转文，也用不着多加修饰，言语是心之声，发出心声，则一呼一嗽都能感人。在这里，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剧中人口里的一个“哪”或“吗”，安排得当，比完整而无力的一大句话，要收更多的效果。在这里，才真实的不是作文，而是讲话。话语的本来的文法，在此万不能移动；话语的音节腔调之美，在此须充分的发扬。剧中人所讲的是生命与生活中的话语，不是在背诵文章。这是拓荒性的认识与创作实践。在老舍认取他的北平话时，他强调北平话不是官话，他看重的是这一语言的地方性色彩，这也在强调他所使用语言的非主流地位。而这种认知表明，他所使用的语言和所表现的生活并非位居中心和高高在上的，他更愿意站在民间视角，写出三教九流的声音、引车卖浆者的喜怒哀乐。
为什么《茶馆》盛演不衰，为什么《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月牙儿》拥有广泛读者？因为它们表现了平民的内在精神，发掘了北平话的内在神韵。当我们想到北京话，我们会想到老舍，想到他笔下的祥子、虎妞、小福子、祁老人等现代文学长廊里的人物，我们会想到独属于他们的声音和腔调。换言之，老舍及其京味作品的魅力在于，他发掘一种百姓语言并使之与广阔的平民生活紧密相随，互为表里；他使北京话深具文学意义与文学光泽。 二 一种文学语言的范式建立之后，需要传承，更需要变革或拓展。王朔语言中有与老舍一脉相承之处，即对民间话语的拾取，但是，也有极强的反叛性——王朔舍弃了老舍笔下老北京人的文雅和“礼”，而对特殊时代所遗留的粗鄙、色厉内荏的东西进行了形象生动的传达。一如《顽主》中的对话：马青兴冲冲走到了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近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
这段引文生猛、形象、鲜活，是语言与语言的交锋。从中可以清晰看到，与老舍的北京话相比，王朔的北京话发生了彻底裂变，他的人物所使用的语言带有另一种市井气息。——作为1990年代的写作者，王朔提取了一种粗糙、粗鄙的，同时也是叛逆的、不入主流的声音，其中包含着调侃、浑不吝，以及不驯顺，这是作家对北京话内在精神的重新挖掘，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带来了关于北京文化、北京人的重新认识。而正如研究者们所分析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语言方式，与王朔的大院子弟身份及他的青春经历有关，换言之，这是独属于王朔的、内化为其血液的表达。
不过，在王朔的叙述也包含了微妙态度，即叙述人之于叙述对象的间离感，某种质疑和嘲弄，一如崔志远在《调侃：北京新市井人物的生存型态》一文中所总结的，“这不是顽主的自我调侃，而且叙述者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但又让人分明感到马青们的可笑，实际上隐含了作者在背后指点、嘲笑顽主们欺软怕硬的阿Q精神胜利法。这正是作家对顽主们的评价”。
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写的是北京四合院里*普通的百姓生活，乐活，自在，知足，也因此，那些四合院、胡同的消失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幸福生活的到来。刘恒挖掘出北京人生活中的“贫”：“云芳，你知道你披着什么东西吗？”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你披着一块杭州出的缎子被面，你知道吗？它是你妈给你缝结婚的被子用的，你把它披在后背上了，你还给披反了。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个变魔术的，不是台上的，是天黑了马路边儿那种，你觉着自己挺高级是不是？”
还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你为什么不说话？江姐不说话是有原因的，你有什么革命秘密？你要是再不吃饭，再这么拖下去，你就是反革命了！人家董存瑞黄继光都是没办法，逼到那份儿上了，不死说不过去了。你呢？裹着被面咽下*后一口气，你以为他们会给你评个烈士当当吗？这是不可能的。顶多从美国给你发来一份唁电就完事了。你还不明白吗！”这是速度和密度都极高的对话，刘恒加快了北京话的速度，重现了一种“贫”，张大民简直是“贫”得让人忍俊不禁，但同时又有一种质朴、诚恳和实在劲儿，而正是在通篇的“耍贫”中，张大民和他的家人们战胜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而不断向前奔。由此开始，刘恒成为广受关注的深具代表性的京味儿作家——一方面他继承了老舍语言中的平实、质朴、乐观；另一方面也为这种语言提了速，从而更突显了北京人生命中的韧性和达观。“贫嘴”是张大民的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生活态度，他以“贫嘴”为乐，也以“贫嘴”表达爱恨，更以“贫嘴”的方式稀释劫难，度过人生困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中重要的中篇代表作，在于刘恒由“贫嘴”入手，挖掘出了张大民身上独有的属于民间百姓的精气神儿。
近二十年对京味语言进行过拓展的作家中，叶广芩深具代表性。叶广芩的父亲出身于叶赫那拉家族，母亲则出身草根胡同，这注定了她的语言中会有强烈的混杂性，那些皇宫里的太监、宫女、大厨，那些失势的八旗子弟们来到她的笔下。人物的语言及行为方式与人物此间的际遇，形成巨大的张力和落差。一如太监张安达，他与我们通常所认识的太监不同。即使时过境迁，他依然懂“礼”，每逢过节都要带着礼品到“我”家，“进了门不怕麻烦地给每个人请安，包括我这个小人儿，也包括厨子老王和看门的老张”十足的北京话传神地写出了一个老北京人的卑微与谦恭，而就在这样的行为背后，则是普通人在时代阴影里的命运巨变。叶广芩笔下，多是落魄皇家贵族生活，以及宫廷小人物的际遇。这样的人物系列中包含着北京话的变异，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雅的，文绉绉的，但因为失势和乱离，这语言又伴随着低微。——有命运感的语言拓展了以往的“京味”，它多样复杂，包藏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研究者们注意到，在一系列与京剧曲牌有关的作品里，叶广芩“巧妙借用了传统京剧的曲目，独具匠心地将中国传统的戏曲元素纳入到了小说空间格局之中，并将传统京剧中的文本内容、表现形式、京白语言等方面都进行了‘仿作、戏拟、强调、深化’，从而在戏内戏外复活了晚清以降的贵族旗人后裔的世界”《状元媒》中，赫鸿轩与孙玉娇**次见面：“孙玉娇就要把草编送给赫鸿轩，让他拿回家给他的姑娘阿哥玩。赫鸿轩笑了说，我怎会有姑娘阿哥，我的媳妇还不知在哪个旮旯等着我呢。不知怎的，孙玉娇的脸有些发红，这一红更透出她的娇艳来，敢情是个漂亮的村姑，那脸蛋儿，那村劲儿，立即勾起赫鸿轩的唱瘾。”——将戏里故事与人物际遇互相镶嵌、互为镜像，叶广芩使久远的京剧来到了当下和此刻，京白、京韵与京腔由此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卓有意味的复活。那些民间的、胡同的和大杂院的生活与久远的皇族故事、属于故宫和天坛的传说混搭、糅杂在叶广芩的文本里。这独特的、既宫廷又民间的京味，恰合了21世纪以来我们对北京的想象。——当诸多研究者慨叹新世纪京味文学后继乏人时，叶广芩和她持续不断的写作令人印象鲜明，念念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