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作家榜经典文库

译后记 许佳 简·奥斯汀生前不曾在文坛享有盛誉。她在世时，总共出版了四部小说，都没有署名，印数也有限。在她的时代，英国的文坛活跃着几位女作家，如安·拉德克利夫、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范妮·伯尼，但简·奥斯汀不属于其列。无论是她的作品，抑或她本人，知名度均不能与她们比肩。她终生过着默默无闻的居家生活，相熟者，不外乎家人、亲戚和邻里。1817年，她在四十二岁上去世，当时前往温彻斯特大教堂出席葬礼的，只有她的家人。 说起拉德克利夫等作家的作品，奥斯汀本人也十分熟悉。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伯特伦家和克劳福德家的年轻人们没有演成的那出戏，就是英奇巴尔德的《海誓山盟》。在《诺桑觉寺》第五章，奥斯汀曾专门写了一段话，谈论当时阅读小说的风气，提到了范妮·伯尼的《西西莉亚》和《卡米拉》。不过，时至今日，中国的普通读者们多半只能在奥斯汀的小说里，才能一睹这几位曾红极一时的女作家的芳名。在自己的时代，奥斯汀没有走红，但她越过当时的知名作家，凭着六部长篇小说，获得了后世的无数读者，直到今天依然广受喜爱。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谈及英国文学的趣味流变时曾说：“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经久不衰。” 简·奥斯汀的生平与创作 今人谈及奥斯汀的写作，常有一个印象，即在她的人生中，写小说是一个“副产品”，是她在从事一位淑女的日常活计之余，小心进行的一种秘密活动。她的侄子詹姆斯·奥斯汀-利在为姑姑撰写的《简·奥斯汀传》中回忆了这样的细节： 她很小心地不让仆人、访客或家人以外的人察觉她在写作。她写在小纸片上，这些小纸片好收纳，还方便用吸墨纸盖住。在杂役间和前门之间有一扇转门，开门时就会吱呀作响；但她一直不让人修理这个小毛病，因为门一响，她就知道有人来了。 这段描写，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羞怯的，甚至有些偷偷摸摸的画面，似乎奥斯汀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仅仅利用茶余饭后的碎片时间，就信笔写就了六部杰作。事实上，如果对她的写作生涯详加考究，便能发现，她的绝大多数主要作品，都经历了旷日持久的酝酿和改写。 以《傲慢与偏见》为例。据奥斯汀的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回忆，《傲慢与偏见》的**稿写作于1796至1797年之间，题为《**印象》，是一本书信体小说。到1810年，奥斯汀开始着手重写该书，1812年完稿，定名为《傲慢与偏见》，即后来出版的版本。《理智与情感》的初稿《埃莉诺和玛丽安》完成于1795年，比《傲慢与偏见》早些，起先也是以书信体写作的。这本书后来经历了两度修改，之间间隔将近十年，*终形成1811年发表的版本。其他如《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爱玛》，都是几易其稿，*后付梓的故事，与她*初写作的版本相比，从标题、情节到结构，都有巨大的变动。 可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奥斯汀其实在不停地思考和修改她的几个故事。从初步构思，到*终定稿，她的作品往往要历经十数年的反复改写。文学批评家Q.D.里维斯提出，奥斯汀“有些很奇特的写作习惯”，并非“直接凭灵感下笔”—— 一个习惯是接连搭起几副龙骨，然后依次逐个充实内外，船台上始终有不下三艘的船只在施工，但是任何一艘总要建造好几年才下水，并且至少要留出整整十二个月来把每艘*后翻修一遍。再一个习惯，是在长篇动笔之先，她已经酝酿很久了，比大多数小说家，也许比其他任何一个小说家都久得多。 奥斯汀生前没有成名，了解她的只有亲属。在她身后，亲属们对她的形象极尽保护，形成一致的对外口径。在她的哥哥亨利·奥斯汀的《奥斯汀小姐传略》中，在她的侄子詹姆斯·奥斯汀-利的《简·奥斯汀传》中，她都是一个善良、灵巧、乐观、温顺、虔诚的淑女。她的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甚至不惜毁掉一部分妹妹的书信，以保证作家的隐私在后世不被探知。由于奥斯汀这聪明伶俐的淑女形象太具压倒性，人们很容易忽略她的另一面——一名严肃的小说家，常年脚踏实地、呕心沥血地写作。 奥斯汀从十一二岁就开始写作，早期作品带有戏仿意味，主要写来供家庭成员们消遣。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的家庭。父亲乔治·奥斯汀是汉普郡史蒂文顿地方的教区长，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母亲卡桑德拉·利出身富裕的乡绅家庭，其伯父西奥菲勒斯·利曾长期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在父母的教导之下，奥斯汀家的孩子都具有高雅的文学鉴赏力。简的哥哥詹姆斯和亨利均博览群书，曾和父亲一道引导妹妹的阅读。简在友爱而富于书卷气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经常用逗乐的诗歌、短剧、书信体作品去取悦家人，几乎每一篇都题献给某位家庭成员，文中充斥着只有亲近的人之间才了解的玩笑。后来，她从这些少年时期的作品中挑出一部分，抄录编纂成三卷。 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创作始于1795年，当时她也只有二十岁。到二十一岁上，她便写出了《**印象》。看起来她似乎是个早慧的作家，但正如前文提及的，《傲慢与偏见》直到1812年，即她三十七岁时才完稿，其间历时十六年之久。当然，在这十六年中，她还陆续修改了《理智与情感》，写作了《苏珊》（即后来的《诺桑觉寺》）和未完成的《沃森一家》。我们很难界定，从哪一时期开始，作家不再仅仅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游戏和消遣，转而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它们。目前可知的是，1797年，《**印象》完稿之后，她父亲曾私下写信给伦敦的出版商托玛斯·卡德尔，询问他是否会考虑出版一本小说，“共有三卷，长度相当于伯尼小姐（即范妮·伯尼）的《埃维莉娜》”。对方表示不感兴趣。对父亲的这番尝试，奥斯汀本人可能并不清楚。1803年，她将《苏珊》手稿以10英镑的价格卖给出版商本杰明·考斯比，但考斯比一直没有出版该书。直到1811年，《理智与情感》出版上市，她才终于获得了除家人以外的读者。 诚然，在作品发表的道路上，奥斯汀走得并不一帆风顺，写作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她终身未嫁，没有财产。早年，她同家人一起住在史蒂文顿的牧师住宅。1801年，她的父亲退休，全家迁往巴斯。及到父亲去世，她便始终和母亲、姐姐住在一起，经济上由几位兄长供应。《傲慢与偏见》中班内特太太所担忧的命运，正落在奥斯汀母女的头上。好在她们还有体贴的兄长照顾。她们先在南安普敦，与弗朗西斯·奥斯汀同住。三年后迁往查顿，住在爱德华·奥斯汀提供的一幢宅子里。简·奥斯汀在这里住了八年，得以潜心写作。这也是她人生中*后一处住所。 经济情况决定了奥斯汀的生活状态。1785-1786年，她曾跟卡桑德拉一起就读寄宿学校，但家里无法负担两个女儿的学费，因此短短一年后，两人就回到家中。此后，她始终在小家庭的圈子里活动。直到生命的*后十年间，她才因为小说的出版，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不过，那本卖给出版商却迟迟未出版的《苏珊》的版权，*后仍是由她*亲密的哥哥亨利·奥斯汀出钱赎回的。写作没有让她进入文学界，也没有扩大她的交际圈。她终身笔耕不辍，但从不曾以“专业作家”自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她还得做不少必要的家事，例如管理仆人、照顾家人——均为她这个社会地位和年龄的女性须负责的工作。比起写作才华来，她谈论自己的缝纫手艺也许更多些。她和姐姐不但要根据潮流去制作、修改自己的衣物，还要为兄弟做衬衫。 因此，在身份认定上，简·奥斯汀无疑是谦逊的。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她也一向保持谦逊。她把自己的小说比做“小小的（约两寸宽的）象牙微雕”——这个比喻在后世被人一再引用，以说明她那种局限在“描绘一个村镇上的三、四家人”的选材和笔触。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就是“雕虫小技”。她的谦虚之词，会让人以为她对自己的写作评价不高，或不那么看重写作。但读到这里，你应该已经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谦逊的态度不会影响奥斯汀写作时的判断力。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对于写什么、不写什么，奥斯汀有她主动的选择。当时的摄政王（即后来的乔治四世）很欣赏《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但并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1815年，奥斯汀到伦敦照顾病中的哥哥亨利，给他诊治的医生恰好也是摄政王的医生之一，因此机缘凑巧，这位地位显赫的读者获知了奥斯汀的真实身份，便邀请她前往其在伦敦的居所卡尔顿宫参观。接待她的，是卡尔顿宫的图书管理员詹姆斯·克拉克。此后，奥斯汀与克拉克先生有几轮通信，询问将作品题献给摄政王的事宜。在回信中，克拉克先生曾两度热心地对她的写作提出建议。**次，他指出她“没有刻画好英国牧师这个形象，至少没有刻画过当代牧师”。第二次，他提议说，“描绘科堡家族的历史传奇应该会很有意思”。奥斯汀谦逊而郑重地拒绝了这两个想法。她表示：“我向您保证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除非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能让我正襟危坐去写一部严肃的历史传奇。”“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只能走自己的路。” 与之同时代的大作家沃尔特·司各特以写作历史传奇见称，奥斯汀也喜欢读他的作品。这位想象力丰富、笔触雄健的小说家，曾在1815年写过一篇未具名的评论，对《爱玛》大加赞赏。他把奥斯汀的小说与感伤和传奇小说对比，称“其特色有如麦田、农舍和牧场比之一所名胜邸宅中加意修葺过的园林，或一派茫茫山色中坎坷不平的奇峰”。他尤其指出奥斯汀所选的题材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爱玛》的作者在完全依靠平凡事件和普通阶层人物的同时，创作出了如此充满生气和独特气质的素描，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欠缺那种只有依靠叙述大大超乎我们自己之上的思想、习俗和情感所产生的异常事件才能得到的兴奋感……她的全部小说的故事都是由一般人全都能观察到的普通事件构成的；读者会发现，她的登场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原则也正是他们自己和他们大多数相识的动机和原则。 这段话，正好从一个擅长“大题材”的作家的角度，阐释了奥斯汀本人“小小的（约两寸宽的）象牙微雕”这一说法。不过，“麦田、农舍”与“名胜、奇峰”的比较，以当今的眼光来看，似有居高临下之感。 其实，回过头去看奥斯汀的三卷少年作品，会发现里头净是些夸张、荒诞的故事。这是因为他们全家人经常在一起阅读小说，对市面上流行的诸如范妮·伯尼、亨利·麦肯齐等作家的感伤主义小说，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奥斯汀的写作，便以对这类小说的戏仿开始。她用夸张的笔墨，去讽刺感伤小说那矫揉造作的章法和文风，引起家人的共鸣。卷二“一束信”的第五封，写到一个青年为了催促他爱的姑娘下定决心，扬言要为她而死：“我死了以后，叫人把我抬去放在她脚下，也许她还不至于骄傲得不肯在我微贱的遗骨上洒一滴怜悯的眼泪吧。”像这样的情节和措辞，在她的成熟作品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起初可能仅仅出于孩子的游戏动机而开启的写作，在经年累月的实践当中，慢慢剔除了不属于作家本人的成分，荒诞的调调不见了，文雅而幽默的笔触则发展起来，*终形成了独属于简·奥斯汀的写作风格。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推崇的是像司各特、勃朗特、萨克雷的作品那样大开大阖的风格。奥斯汀却能不受干扰，开拓出自己的写作道路。这份力量，不该被她的谦逊作风所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