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译丛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典藏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旦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凭其自身的资格，毛泽东在政治上却不再积极主动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巧合，因为离开湖南意味着既离开他教师的职业，也离开了他的各种政治关系。毛泽东从抵达上海开始，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都是在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中共三大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由共产国际发起的、要求与国民党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提议，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因此，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策略。从统一战线的提议被通过，一直到它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实施，其间的6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为《向导》撰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在视野上有限，但它们表明了毛泽东新的政治角色与他的政治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某些方面，毛泽东政治活动的这个新阶段，与他在“五四”的各种希望破灭之后集中关注省内政治相类似。这基本上是从政治活动的一个较大范围撤退到这样一个框架内——在此框架中，一些当下的、实践性的改造社会的工作能够得以实施。这种在取向上由一个地域性单位到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团体的转变，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对人民的冷漠的不满。毛泽东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对这样一种情形表示沮丧——对一部牺牲了中国在一个战略要塞（位于山东省东北角的威海卫）的主权的中英条约，竟然没有公众的抗议。另一篇文章对湖南军阀赵恒惕冒充湖南宪法捍卫者的事件进行了带有悲苦意味的讽刺，赵恒惕的这一行径正是对湖南那些反应迟钝的民众的羞辱。当时的一位作者抱怨说，1923年民众的精神比清王朝被推翻之前更为低落。党内普遍认为需要一场群众运动，以便革命的力量从中萌生，但这却与人民的低觉悟和低组织度相矛盾。革命政党将成为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行动力量。　　党不是一个规模虽小，但仍可自足的社会自然单位。事实上，它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团体，这些成员在改造社会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个革命团体是一个根本上非自足的社会实体，它所以存在是为了影响一个更大的实体。只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当它的存在能够有利于更大的实体时，它才拥有正当的自我利益。毛泽东在地方上有限的努力，只有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连续谱上才能得以正当化：首先是湖南，然后是中国，*后是世界。一个时间上的连续谱为党的行动提供了意义的基本结构——为了在将来造成一种革命的形势，现在能够做什么？在这种由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到一个革命团体的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的转变背后，是一场长期的政治斗争的假定。　　作为革命的先驱者，党必须在革命前的形势中生存下来并利用这种形势活动。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标的策略工具，是与其他政治利益组织合作来争取可以共同获益的特定目标，以及通过群众组织和宣传，对它自己的政治基础进行部分动员。这两种活动的特定领域，使党日常的政治决定获得了某种灵活性。既然作为革命的工具，那么党就可以正当地寻求那些直接谋取它自身组织利益的政策。但深谋远虑与机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很容易变得模糊——因为肯定会有这样的倾向：用“革命”党的狭隘的团体利益，去替代作为政策的真正决定因素的革命目标。就毛泽东而言，以政党为中心允许有相当大的政治灵活性，但这种灵活性从未与群众革命的*终目标相冲突。　　革命团体的政治活动也会集中关注意识形态的正确性。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必要的，因为基本的政治行动不再是对自由的普遍吁求，而是为自由构筑前提条件的特定活动。党的政治活动是工具性的行动，而不是自我正当的群众自发性活动，它建立在关于社会动力的明确模式的基础上，并通过这种模式在实现革命目标上的成功，来获得自身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