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派的起源与流衍

　　《湖湘学派的起源与流衍》：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湖南的维新派人士和湘军集团并不天然是对立的，在湖南维新运动发展之初，离不开湘军集团及其后裔的支持。湘军理学名臣这一人才群体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为维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曾国藩等湘军官僚集团是中国近代*先发动洋务运动的人士，他们提倡学习西方的技术，派遣留学生，开办中国近代工业。不仅如此，他们形成一种系统的洋务思想，其中*典型的是郭嵩焘，他主张：“自重以为立身之本，讲求礼法以为接人应务之方，亲师取友以求共学之益，读书务实以立为学之程。”这一章程基本不出传统学术的范围，表现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特色，唯在所谓“务实”方面，他强调士农工商皆实业，而不应偏重士的阶层，这就包含着对西方学术和职业分工思想的接纳。湘军集团的洋务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为维新派进一步提出更激进的思想做了准备。其次，维新运动在其发展之初得到了湖南省政大员的支持，这些大员主要是湘军或者亲湘军的官僚，这其中*重要的是陈宝箴。陈宝箴虽然不是湖南人，但他和湘军将领关系密切，先后做过多位湘军将领的幕僚，后又任湖南巡抚。在巡抚任上，他继续推进曾国藩等人提倡的洋务事务，对于同处湖南而求变革的维新运动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后，理学名臣们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另一影响是，湘军名臣们的事业淬炼了湖南人，赋予他们一种彪悍的气质，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这种气质和精神迅速转化为湖南人的一种救世的热情。因此，维新派与他们之前的湖南理学名臣并不能看作是割裂的两代，而是湖湘文化传统的自我发展更新，他们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受同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表现出一种文化心理上的相似性。　　维新派人士和他们之前的曾国藩等中兴名臣一样，大多具有在湖南地区接受书院教育的经历，深受以湖湘学派思想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的影响。唐才常自祖父那一代起就是读书人，父亲唐贤畴无意于考取功名，一生潜心于儒家典籍，是很纯正的湖湘学者。唐才常自小受家庭熏陶，长大后又人读长沙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二个学术基地，也是湖湘地区的文化与教育中心，岳麓书院的求学经历给唐才常的思想打下了深厚的湖湘烙印。相比于唐才常，熊希龄的传统教育底色更为浓厚，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4岁即中秀才，曾先后就读于沅水校经堂与长沙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初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由时任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治学上注重阐发朱熹、张栻的理学思想，可以说具有十分浓厚的湖湘学派色彩，著名学者郭嵩熹、欧阳厚均等都曾在此主持工作。谭嗣同虽幼年随父入京读书，但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其影响极大的几位老师如欧阳中鹄、刘人熙等都是湖南人，这几位先生虽然各自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湖湘文化基础，推崇湖湘文化的先贤，在他们影响下，谭嗣同学习了曾国藩等近代湖湘学人的思想，并由此上溯湖湘文化的传统，尤其服膺王船山的思想，后来其自身思想体系的建立也常常能看到王船山的痕迹。　　在宋代以前，湖湘地区本被视为文化沙漠、蛮荒地区，是失势的官员贬谪、流放的所在。因着这些被流放的文人，文化的因素被引进来，但*终没有形成规模。一直到宋以后，民间书院繁兴，教化普及开来，湖南地区的文化事业也得到发展，后来胡宏父子来此设教，湖南地区终于形成了它们区域文化的代表：湖湘学派，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范导着湖南地区的学者乃至一般民众的思想与行为。湖湘学派渊源可追溯到周敦颐和二程兄弟，是一个典型的理学学派，其观点重视天命、人性的讨论，重义利之辨，鼓励士人砥砺气节，此外相对于当时其他的理学流派，它特重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由于湖湘学派的影响，在清代训诂之学风行，学者们纷纷躲进书斋的时候，湖湘地区的士人依旧笃信理学，强调实用，甚至产生了以曾国藩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一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一方面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严峻，理学的思维方式不再能很好地把握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以其为根据的救世之法也一次次遭受挫折；另一方面西方学术传人中国，为封闭窒塞的思想环境注入新鲜的空气，因此湖湘的学者们在强烈的拯危济困志愿以及务实精神的鼓动下，不再固守抽象的观念，而是直接把握具体的时代状况以求突破。在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派人士身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上面提到的熊希龄从崇拜曾国藩等中兴名臣的功业，反对西学，到甲午之后幡然醒悟，鼓吹向西方学习即其一例。谭嗣同早年曾先后师从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学的是二程、朱熹、王船山等人的理学思想，24岁的时候父亲升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则独自游历访学，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后在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刺激下，毅然脱出传统学术与纲常伦理的窠臼，主张彻底变更固有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