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变迁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变迁研究》：　　2.精怪变形故事中因果观念的渗入及唐代同类小说之情节变更　　精怪变形故事在佛教因果报应等观念的影响下，情节设置上也开始改变*初单一的变形作祟描述，而将人与变形精怪之间的矛盾加以突出，对戒杀、戒食动物以及因果报应的强调，在这些志怪中都有体现。与本身重视法术、崇尚巫祭的道教不同，在佛教的宣教故事中，人与动物的互化是通过来生、转世等途径实现的，旨在通过不同身份、物种的人间历练体验，宣示相应的教义。严格说来，这与我们所说的“变形”并不一致。因此，佛教在变形故事方面，尤其是涉及精怪变形的内容中，其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因果观念的渗入上——在为精怪变形后的作祟行为提供了合理的因果解释的同时，为复杂情节的设置与展开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篇幅较短小的魏晋志怪中尚不十分明显，但唐人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受佛教观念尤其是因果论之影响的情节变化已十分显著。　　在唐人小说中，以人与动物之间的互相转化构成故事基本情节的小说，除了上述较为集中的“虎”化形为人的故事外，还出现了其他动物化形为人并作为主角的故事。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柳毅传》中龙女化身的卢氏，《任氏传》中狐女任氏，以及《灵怪集》“王生”（人狐互化）、《续玄怪录》“薛伟”（人鱼互化）等。这些参与互化的动物，实为魏晋志怪中被视为精怪的一类，但与之前较为简单的精怪故事相比，唐人小说对于这类故事的加工创作，已经随着故事的流传、情节中对人性的强调突出和更多世俗色彩的渲染，将动物变形转变为构建传奇、分隔客观现实与文学虚构的一种手段，以突出所述故事的神奇。故事主角异类化的身份设置，在引起读者关注的同时，也为故事情节中人力无法完成之非凡事件的发生预设了前提。佛教文化在这一阶段的影响与渗透，已经被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认可，因果业报等观念也已经植入本土文化的血脉，成为左右情节模式的重要因素。此类故事在情节变化、新内容的增加方面也十分突出。这里仅择其要点加以略述。　　《灵怪集》“王生”之人狐互化，延续了此前志怪中对于精怪作祟内容的描述并有所增益。在这则故事中，动物精怪显示出更多的作祟手法，人在刻意违背精怪要求之后的无法安生，尽管也可勉强用因果为由，将故事的展开进行关联，但狐狸所化之人作弄王生的目的，却并无伤害之意，这与魏晋志怪中精怪害人、奸淫妇女等恶行相比，显然有了巨大的差别。故事中，精怪法术的高明、王生被整治的无可奈何，读来不禁令人捧腹，一改以往作祟精怪令人厌恶、惧怕的形象；狐狸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令人印象深刻，在叙述情感上开始表现出向变形精怪的倾斜。《续玄怪录》之“薛伟”故事，以梦中化形为鱼、经历被捕生活，醒来自叙经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人鱼互化的神异事件，暗中宣扬了佛教戒杀意识。故事以**人称自述变鱼，讲述此后种种经历、听闻各种人物之间的对话，营造身临其境的叙述模式。这种借鉴**人称进行叙述的手法，与佛教宣教故事中*常用的人的死而复生、自述“地域经历”，借以劝诫供奉佛法、皈依佛教的方式如出一辙。尽管故事离奇，但却因当事人的现身说法，使得叙述内容增强了“可信度”，与之前的精怪变化故事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这种借助“自述”来转换叙述视角的手法，在唐代有关化虎故事的宣佛小说中被大量使用。在精怪的人化故事中，继早期的精怪作祟、人怪婚配等套路之后，将戒杀观的宣讲借助人化形为动物、亲身经历、现身说法的方式来加以表现，为人变化动物之类型故事，增加了新的讲述方式，尽管这种叙述视角和神奇经历在志怪中并非首创，但用于讲述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化则属鲜见，较之魏晋时期一般的戒杀、戒食故事，“薛伟化鱼”无疑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