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话语问题研究

　　《公正话语问题研究》：　　首先，当推斯金纳等人倡导的概念史学派。在概念史学派那里，语境的确得以具体化、生活化，但是他们的局限仍在于将语境看作一种必要条件，而发现公正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意义的*终目的在于证实（确定）公正的普遍原则，或揭示（解释）公正的一般内涵，或确定（补充）公正的基本要素。其次，将语境作为公正话语的决定性因素且是公正话语出现的*终目的。不同于概念史学派，这一观点把语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公正话语一政治生活语境”的关系中，后者成为中心，而公正话语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公正概念成为被决定（被赋值）的“语言产品”。虽然这样的语言产品在历史变迁中也能够获得一定的独特性，甚至成为解释人们社会关系、衡量政治生活品质或评价性政治价值，但是无论公正话语如何变化，其*终意义不是其本身，而是通过公正话语要实现什么（隐喻）！而“要实现什么”往往作为“语境”被遮蔽在公正概念、价值、原则的具体论证之前了。历史越晚近，遮蔽就越沉重。因此，如果回归古希腊公正话语，人们就不难发现，从来就没有什么公正定义——严格地说，“公正即强权”这样的论述不是现代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定义，我们也不应由今天的定义习惯整合裁量古人的公正话语——而恰恰只有公正话语的“意义场域”。哈夫洛克在分析希腊时期的公正观的时候，就清楚地表达了希腊哲人的公正思想并无“公正之论述”，而只有“培育公正之诉求”的关怀，在他看来“这正是柏拉图想用自己的哲学规划来代替的口头——诗歌的——教育。他在《王制》中拒斥诗人，并试图将‘正义’——通常被认为是主要的希腊‘德性’——概念化。我们可以推断，柏拉图看到了正义的培育是任何教育系统的核心。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纯粹口语的和诗性教导的背景下，正义是怎样的？”*后，将语境作为一种历史性条件与现实性目标，认为“公正话语一政治生活语境”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互相决定的动态关系。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了递进式的科学阐释：（1）要从公正话语本身认识这一话语的特性，而不是从公正话语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它的基本特征；（2）由社会经济条件构成的公正话语语境是基本的，它决定了公正话语的共同要求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表达；（3）同时，由政治生活条件构成的政治生活语境又为公正话语的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共同性提供了合理性依据，这是因为“社会的政治结构绝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4）公正话语在话语实践的历史中，因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生活语境结合且为了维系特定的政治生活语境的存续而表现出既统一又有差别的特征，因此公正话语绝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形式与普遍传播的公正话语具有合乎时宜的广泛有效性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当然，虽然政治生活语境是一种具体化，但这种限定并不会影响“话语一语境”的基本关系，而是对问题发生的场域和对象分析的领域进行了限定。而且以政治生活语境为中心产生的“普遍传播的公正话语具有合乎时宜的广泛有效性”也不是抽象的广泛有效性，而是基于实践目标和现实诉求的广泛有效性。这在毛泽东关于民主教育的一系列政治价值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在批评彭德怀同志关于民主问题的讲话时，他指出：“例如谈话（彭德怀关于民主问题的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由此可见，公正话语既不能跳出特定的历史条件而独立，也不能舍弃具体的现实目标而独存。与此同时，公正话语的意义场域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不仅仅是为了某个目标服务的，而是既能通过解释公正而将特定目标的解释具体化，使得抽象的目标表述变得可以被日常话语所吸收，在限定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中实现公正话语与其相应的政治生活语境的普遍结合，*终产生了公正话语的连续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