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城市故事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

结 语 看见城市的历史：绘画和地图中的巴黎变迁 19世纪50年代中期，离路易十四启动他的首都大规划过去整整两个世纪，当时的拿破仑三世下令对巴黎进行新一轮改造。这位皇帝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执行这项工程。奥斯曼既非建筑师也非城市规划师，而是一位技术官僚和行政官。就像前一次改造，这次重塑也给巴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奥斯曼的工程尽管在规模上比前次宏大，却难说更胜一筹。按照他的思路完成的工程，很大程度上沿袭了17世纪时确立的规划模型。 这次规划在巴黎市区增加了以蒙梭公园和布罗涅森林为主的公共休闲空间，用以搭配位于市中心的杜乐丽花园等公共花园。前次规划曾考虑建造一条林荫大道，方便了巴黎人在城市周边的活动。而这次新增了一条南北轴线的林荫大道，为城市中心增加了一条主干道。沿着巴黎的林荫大道两边拔地而起的，是人们口中的“巴黎式”建筑，而许多第二帝国建筑的特色，从复折屋顶（又称蒙萨式屋顶）到块状砖头，早在17世纪便已成为巴黎风的元素。甚至奥斯曼用作新巴黎枢轴的星形广场也并非原创，而是扩充了1670年的星形方案构想。当年该方案的目的，就是连接香榭丽舍大街和布罗涅森林。 鉴于19世纪的巴黎风格如此接近17世纪的规划，我们便不难理解，19世纪许多林荫大道文化特有的建筑物（从巴黎咖啡馆、拱廊市场到百货大楼）实则是对17世纪确立的模型的扩展。也不难理解，那些奥斯曼规划下的巴黎的代表性人物（从金融家、银行家、妓女，到时髦的巴黎人）仿佛是两个世纪前巴黎形形色色人物的转世。 然而，面对巴黎的变化，19世纪的人反应却与那些17世纪的市民大为不同。城墙被改成宽阔的散步空间，17世纪的巴黎人对此喜闻乐见，他们享受漫步的乐趣。而19世纪的巴黎人不像17世纪的前人那样乐于迎接变化。 1857年，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写下《天鹅》，反映奥斯曼的规划对城市景观的侵蚀。他写道：“不在了，这古老的巴黎”，句尾加上感叹词“hélas”（“哎”）。波德莱尔忧伤的“hélas”以及他对“巴黎在变”的“忧郁”，也反映了当时许多人对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态度。他们恋旧惧新。他们担心，新的林荫大道和其所带来的新型公共生活会永久地毁灭他们心目中的巴黎。 *能表现两代见证人对巴黎改造的反应差异的，莫过于用来指导两次规划方案的两张地图的命运了。奥斯曼效仿路易十四制作了规划图；他比照两种不同的景观作决策：一种是当下的巴黎，另一种是容纳其规划项目的巴黎。就像巴勒—布隆德尔地图一样，这些规划图陈列在巴黎市政厅里。作为巴黎蜕变的一个象征，巴勒—布隆德尔地图一直受后人敬仰。然而，1870年9月爆发了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起义，并建立了巴黎公社。起义中，愤怒的暴徒闯入市政厅，他们的头领把奥斯曼的规划图撕成碎片—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大众对规划图所代表的新巴黎的愤怒和抵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