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日瓦戈医生(上下)/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系列

拉拉走后忘了记日子。
他只是喝酒，写纪念她的东西。然而，他诗里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不断涂抹改写，离真正的原型，离卡坚卡活生生的妈妈，离那正与卡坚卡在旅途中的拉拉，竟越来越远了。
日瓦戈一再修改的目的，是要把拉拉描绘得更准确可信。这同样也符合他追求内在含蓄的要求，不愿过于直率地袒露个人的感受，披露个人的真实往事，免得伤害直接参与其事其情的当事人。这样一来，切肤之痛、仍然揪心的尚未平复的情感，便从诗中排挤了出去。诗中催人血泪、使人悲痛的内容被取代，出现了一种平和广阔的气度。于是个别事件被提升为人人熟悉的普遍性。日瓦戈医生并未刻意追求这广阔的气度，它自然而来，好似拉拉从途中亲自寄来的一种慰藉，好似她发自远方的问候，好似她出现在梦境中，或是她的手在他额头上抚摸。于是他很喜欢体现在诗作里的这一引人向上的特点。
在哭忆拉拉的东西写毕之后，他又把不同时期的草稿，包括各种杂咏，遍及大自然、日常生活等等，都续写完成了，和往常一样，与这一工作同时，有许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见解，涌入他的脑海。
他再次想到，对历史、对所谓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在他眼里，历史犹如植物世界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盖下，阔叶林的秃枝细瘦可怜，像老人赘疣上的毛发。到了春天，几日之内林木就改换了面貌，变得高耸入云，在树叶遮盖的林子深处可以藏身。这一变化是靠运动实现的，就其速度的疾迅来说不亚于动物的运动，因为动物成长不能像植物那样快，再说植物的运动又从来无法窥见。森林是不能移动的，我们看不到它改变位置。任何时候我们看它，它总是在原地不动。我们看永远在发展、永远在变化而演变又难以窥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它们也同样是原地不动的。
托尔斯泰在否认拿破仑、统治者、统帅等的先锋作用时，没有把自己这一思想发挥到底。他所想的也正是这个，但没把它说透。谁也没能创作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正像看不见草怎样长大一样。战争、革命、沙皇、罗伯斯庇尔——这些是历史的自然刺激物，是它的酵母。进行革命的，都是善于行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自我克制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能够推翻一个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有许多情况是延续几年，而后人们却连续几十年、几个世纪崇拜这一导致变革的克制精神，把它奉为神圣之物。
接着对拉拉的哭忆，他也哀哭过梅柳泽耶夫镇那个遥远的夏季。那时，革命简直是从天国降临人世的上帝，是那个夏天的上帝；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愿发了疯，每个人的生活都各行其是，而不是为证实*高政策的正确性所安排的说明和图解。
在修改润色这些复杂的作品时，他又一次检查发现，艺术向来是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必需契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都是表现生存幸福的故事。上述这类思考和札记，同样也给他带来了幸福感，充满泪水的悲剧性的幸福感。正由于胸间充溢着这一幸福，他不胜疲倦，觉得头疼。
萨姆杰维亚托夫来看他，也带来了酒，并且讲了拉拉带着女儿随科马罗夫斯基离开的情况。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责备日瓦戈医生对黄马照料不周，就牵走了，尽管日瓦戈医生求他再等三四天。不过他答应过些时候亲自来接日瓦戈医生，带他离开瓦雷基诺。
有时他工作入了神，写着写着突然十分清晰地回忆起离他而去的女人，一片柔情无以排遣，越发感到失去拉拉之痛。小时候，在夏季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有时在百鸟啼啭中幻想听到了故去母亲的声音。和那相仿，他的听觉习惯了拉拉的声音，同它融成了一体，所以现在也时而使他产生幻听。他的听觉，有时仿佛捕捉到隔壁屋中唤他的喊声：“尤拉!”
这一周里，他还出现过另一种性质的错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底下有个藏龙的深沟。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梦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突然，谷底闪现一束火光，传来放枪的声响。奇怪的是，这一意外事件刚过一分钟，日瓦戈医生竟又沉沉入睡，翌日清早把这全当成了梦境。
十五
不久以后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理智终于苏醒了。他对自己说，如果决心要千方百计自戕，那么可以寻找更为有效而更少痛苦的方法。于是他暗自决定，只要萨姆杰维亚托夫一来，他马上离开这里。
黄昏之前，天色还亮，他听到有人吱嘎吱嘎踩雪的声音，响声很大。这人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直奔这幢房子而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会骑马，过路的在瓦雷基诺一直没见过。“找我来的。”日瓦戈心想。“唤我回城，或是要求我回去。也许要逮捕我。可他们怎么把我带走呢?那也该有两个人呀。这是米库利齐恩。”他高兴地揣测着，似乎听出了来人的脚步声。暂时还费人寻思的来客，在门前没看到大锁头，发现门栓已被打掉，一时愣住了；然后他从容熟练地迈步进来，像主人似的打开一扇扇屋门，又细心地把门关好。
怪事发生时，日瓦戈医生正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房门。当他从椅上站起，转过脸来准备去迎接来客时，那人已站在门口，惊呆在那里。
“你找谁?”日瓦戈医生下意识地冲口而出，说不清是对谁说的，所以当那人没有回答时，他也并不觉得奇怪。
进来的是个魁梧壮实的人，面庞俊美，身穿短皮上衣、皮裤、暖和的羊皮靴，肩上挎了一支步枪。
只有陌生人出现时的这一瞬间，日瓦戈医生觉得意外，而他的到来，并非意外。屋里发现的什物和其他迹象，已使日瓦戈对此次邂逅有所准备。显然，来者便是房里储存的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外貌，日瓦戈医生觉得见过、认识。看来客人也先有准备，知道房子有人住，表现得并不很惊讶。也许有人告诉了他，会在这儿看到什么人。也许他自己就认识日瓦戈医生。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日瓦戈医生绞尽脑汁在想。“上帝啊，我曾在哪儿见过他呀?这是真的吗?不记得是哪年，一个五月暖和的早上，在拉兹维利火车站上，那趟不吉利的政委的列车。那政委思想清晰，为人直爽，恪守原则，正直，正直，非常正直。是斯特列尔尼科夫!”
十六
他们已经谈了许久，足有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罗斯人，才会这么长谈，特别是那些担惊受怕和愁眉不展的人们，那些发狂和盛怒的人们。而在当时的俄国，所有人莫不如此。到了黄昏时分，外面天色变黑。
斯特列尔尼科夫和人谈话，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总是兴奋地滔滔不绝。但这次他讲个不停，除那以外还有个人的原因。
他抓住日瓦戈医生，和他没完没了地谈着，害怕孤独的苦闷。他是怕良心的责备呢，还是怕萦回在脑海里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不满意自己而备受熬煎。这种不满使他厌恶自己，痛恨自己，恨不得羞愧而死。再不然，是他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改易的决定，他不愿总想着这个决定而孤身独处，于是借着同日瓦戈医生的长谈，尽可能推迟实现自己的决定。
不管什么原因，斯特列尔尼科夫隐瞒了令他不安的某种秘密，而在其余的一切方面，却不惜毫无节制地袒露心迹。
这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是一个时代的革命疯狂。所有的人，内心所想都不同于言辞和外在表现。谁也不是问心无愧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觉自己一切全错了，是个隐蔽的罪犯，是个未被戳穿的骗子。只要一有机会，自我谴责就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人们搜索枯肠地诽谤自己，不仅出于恐惧，也由于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是出于自愿，像是生理上的沉迷状态，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狂热之中，一旦任这种狂热表现，便难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