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郑克鲁先生译文手稿

代序：翻译路上的前行者郑克鲁 余中先 *早认识郑克鲁先生，是在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进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而郑先生已调离外文所，去武汉大学工作。几次，他回北京来外文所，总会来找我的师傅金志平先生。郑先生与金志平关系好，每来北京，就会来外文所，每来外文所，就会来找金志平。当时，笑眯眯的郑先生**次出现在我工作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办公室里时，金志平就介绍说，这位是郑克鲁。我一个小青年，见了如此菩萨一般慈祥的大人物，连话也不会说了，只有点点头以示尊敬，接着，喃喃地道出“您好，您好”两句，随后，我就躲了出去，不愿意打扰郑先生与金先生的悄悄聊天。要知道，那时候，办公条件就那样，四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有客人来谈事，彼此会有影响的。 不久后，有幸得到了郑克鲁与金志平合译的乔治桑小说《康素爱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这部字数多达39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是我*早得到译者签名的外国文学名著。那时，初出茅庐的我辈是得了郑先生的恩惠的。 其实，在认识郑先生之前，我早就得知了郑克鲁的大名，那是通过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81），作者署名为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翻开查阅后，我才得知：其中，关于中世纪英雄史诗及其代表作《罗兰之歌》、十六世纪文学、十七世纪的悲剧与戏剧（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登）等，都是郑克鲁先生执笔的。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期间，这套《法国文学史》我可是没有少读。那还是80年代初期的往事了（其中的上册我还是1980年国庆节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海淀新华书店买的呢），细想起来，当年，懵懂的我辈在精神上早已是得了郑先生的恩惠的。 差不多也是在80年代中期，为写一篇关于比利时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的剧作《青鸟》的赏析文章，我又去读了郑先生翻译的这部童话剧。发现载有《青鸟》剧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的编者中也有郑先生的名字（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这套书分四册，每册又分上下卷，共有八本，被当时的文学青年奉为现代派文学的圭璧。那时，刚刚出道的我辈是得了郑先生的恩惠的。 从《法国文学史》到《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再到《康素爱萝》，仅仅从我这个年轻读者、译者、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出，郑克鲁以及他那一辈的法国文学老翻译家、研究家在那个年代就已走在了路上，做了多少研究翻译工作，付出了多少艰辛努力。 之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有过几次机会与郑克鲁先生浅聊。在南京，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聊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北京，一次学术讲座上，聊的是文学翻译，在上海，一次诗歌翻译评奖会上，聊的是诗歌欣赏……但“君子之交淡如水”，现在回想起来，除了文学，除了翻译，别的还真没聊过什么了。尤其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那一次关于翻译的座谈，几乎是“神仙会”，郑克鲁、罗新璋、施康强、吴岳添、谭立德，带着冯寿农、刘波、袁莉、我等，大谈翻译经验，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说是“各显神通”，真的不为过。郑克鲁先生与其他几位先生关于翻译的心得、说法还是有些各个不同的，好在，各说各的“悟”，各传各的“道”，求同存异，彼此哈哈一笑，继续殊途同归。 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与郑克鲁那些老前辈之间的关系，确实属于“君子之交”。从郑先生的几位后来成了我同事的弟子口中，也不时听到有关他的逸闻趣事，但对老先生郑克鲁的真正认识，我基本上是通过文字才做到的。 真正深一点地了解郑克鲁，还是2012年的事。我作为傅雷奖评委，认真阅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推荐的郑先生翻译的《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这本理论巨著，向来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圣经”，由于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诸多领域的理论、历史、知识，是女性问题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翻译难度很大。一收到出版社通过法国大使馆寄来的样书，我便好奇地翻阅起来，真的想看看，这个译本的质量如何。 记得，多年之前，我读到过《第二性》的几个译本，如从英译本转译的陶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还有三人合译的《女人是什么》（即《第二性》，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但，那一次，出于评委的职责，也出于后辈的“取经”愿望，我对照法语原文，细细读了郑先生译本的几个章节。结果，不仅读得津津有味，而且深有收获。尤其是，阅读中我对照了几个译本，结论是，在全面性、准确性方面，郑先生的译本无疑要高出一头，王译本只是部分，不足原书总量一半；而陶译本所依据的英译本差错和遗漏较多，大大影响了转译的准确性。尽管有读者反映，郑先生的译本比较生涩，我反倒认为，波伏瓦的原文就是那么生涩，不可能在译文中改变这一风格。而且，要知道，郑克鲁先生翻译的很多法国小说和诗歌是不生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翻译《第二性》这样原本非常“生涩”的理论著作，就不能做到尽量往“通俗易懂”方面靠了。我个人认为，一般读者读读陶译本，来了解一下《第二性》是部什么样的作品也就可以了。但要真正弄明白波伏瓦的思想深度、语言风格，还得读郑先生的译本。当然，要做研究的人，*好还是参照波伏瓦的法语原文。 《第二性》中，有一章专门涉及法国诗人克洛岱尔，我因为以前研究过这位个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交官诗人（我的博士论文就以他为研究对象），深知他的作品不太好理解。通过一字一句对照法语原著来读郑先生译本中的这一章（大约三十来页），我很佩服地承认，郑先生的理解还是相当到位的，转达也大体通顺，而这一点，也是一般的译者很难做到的。 另外，《第二性》中一些涉及女性生理心理学的专门术语，郑先生的译文读来让我觉得很新鲜，当然，科学术语和掉书袋行文带来的拗口，也让我费了不老少的劲。郑克鲁的译文获得了当年的傅雷奖，这也让我们有机会在北京又聚一面。 翻译之外，郑先生还编写了好几部法国文学史方面的书，例如《现代法国小说史》，从他一些篇章所涉及的文学作品内容来看，能看出他对相关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是很了解的，想必一定读过原作，这一点，与国内另一些专家的做法颇有不同，因为，有些文学史，撰写者依据的是法国出版的文学史，而对所论述的文本并没有阅读过，哪怕是*起码的浏览。郑先生的《现代法国小说史》则不然，我几次从中查阅某些较“冷门”的短篇小说作品，都能读到清晰的作品情节概要和中肯的主题与风格分析，让我心悦诚服。 *近几年，我去过上师大几次，或开会，或讲学，每次都见到郑克鲁先生，吃饭聊天。听闻他近十多年来依然十分勤奋，天天都会跟老伴朱璧恒老师一起从住得不远的家中赶来学校的办公室工作，在办公室一待就是一整天，忘我投入在工作之中。中午，他往往就在办公室对付着简单吃一顿，真可谓废寝忘食。 有耕作就有收获，有播种就有果实，也难怪他几十年来会有如此丰盛的科研成果。 两年前（2018年4月），为纪念《郑克鲁文集》出版，在上师大开了一个叫“郑克鲁学术与翻译思想研讨会”的会。记得当时大家发言，大都为赞颂、惊叹之调。我发言中强调了“要向郑克鲁看齐”的说法。这个说法并未引起年轻人学者和译者的共鸣，大概是觉得翻译工作很难做到像郑克鲁那样高产而又高质量吧。 其实，还是可以“看齐”的，所谓看齐，就是学习榜样，自觉跟上。在老年郑克鲁先生的身上，我见识了一种境界：“识途老马身犹健,无需扬鞭自奋蹄”。只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他的身体，每次见面时，总会表达祝他健康、注意保养的意思。从心底里，我真希望他适当放缓工作节奏，劳逸结合。但是，我也知道，像郑先生这样人老心不老的文人，是断然不肯放下手中的笔，不肯停下脚步的。 今天，也正是在这条路上，得过郑克鲁先生恩惠的我辈，正跟在这位前行者的后面继续从容走着，年轻一辈也正在大踏步地赶上来。 我希望，这一番你追我赶的情境，大可告慰郑克鲁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