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冯天瑜文存: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精装)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　　进入19世纪，随着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观在西方渐居优势。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把这种中国文化观提升到哲学的高度。黑格尔称中国为“那个永无变动的单一”，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在这里，黑格尔已大体构筑了“冲式一反应”模式的框架，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自身无力进步，只有“等待”外来力量的拯救。不过，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毕竟提出“若干因素的结合”方可有“活泼生动的进步”的预言，从而没有全然陷入外因论。　　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加剧，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世界史观在欧美各国普遍流行。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海思等人著的《近世世界史》明确提出：“自古昔希腊罗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他们宣称，自己的史著所“依次论述”的，是“在十九及二十世纪中，远东不进步之黄种人，如何于睡中惊醒，开始接受欧洲之文化，以及愚昧之非洲黑人，如何置于欧人治下”。费正清在20世纪50年代著的《美国与中国》，以及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之反应》沿袭并发展这类观点，正式提出“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这一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模式。　　“冲击一反应论”包含着某些合理成分，它肯定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对前资本主义的东方文明的解体和变异所发生的历史性作用，并且洞察到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文化进展迂缓的若干机制。然而，这个模式又存在明显的缺陷——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内在运动，忽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变异性，以及这种变异所包藏着的奔往近代的趋势。正因为如此，“冲击一反应”模式（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仅仅看作西方势力入侵的结果，把中国近代新文化仅仅看作西学向东方的位移。此见显然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就难以帮助我们科学地汲取历史的教训。　　在人类文明史上，纯粹由外部输入近代化的现象曾经发生过，但这种戏剧只能在北美洲、澳洲这类文明的“未开垦处女地”演出。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渐次踏上这些“新大陆”时，当地土著尚处在氏族社会阶段，欧洲人可以无所顾忌，也基本未受阻挠地将自己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体系连同人口，一并从欧洲移植过来，建立起新的英吉利、新的法兰西、新的爱尔兰。然而，西方殖民者闯入印度、中国、日本等有着悠久而辉煌的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其情形则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民族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④这是从经济角度讲的，从文化角度看也大体如此。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明古国的征服，不可能只是单向的以西方文化强加于被征服的东方文明古国。而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文化形态。我们以为，这才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真实情况。　　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并非平面循环、无进步动力的系统，而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上升的系统。诚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是缓慢的，但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毕竟有一个“前期一中期一晚期”的渐进过程。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即明代嘉靖一万历以降，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我国经济史学界多年研究成果证明，这种发生在某些地区（如长江中下游、晋西南、珠江流域）、某些行业（如纺织、制瓷、矿冶）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发展程度（如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所体现的近代性）并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如佛罗伦萨）所达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