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论自由

　　导 论　　本文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自由”，那种“自由”乃是不幸 地为了反对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学说，而提出来的。本文的 主题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所要讨论的，是社会可以合 理合法地对个人进行强制的权力之本性和限度。这个问题，虽然很 少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过，也几乎无人从理论上加以探讨过，但它事 实上的存在，却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各种实践问题，并且很可 能不久就会让人们认识到，它是未来的关键问题。它远非什么新问 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自远古时期以来就一直对它抱有不同 的态度，不过到了现在这个人类文明更为进步的阶段，它又在新的 条件下出现了，因而需要人们拿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更具根本性的 解决办 法。　　在我们*早了解的那些历史中，尤其是在古希腊罗马和英国的 历史中，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就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特征。 但在以往，这种斗争是臣民与政府、或某些阶级的臣民与政府之间 的斗争。那时的自由，是指对政治统治者专横暴虐的反抗。在那时 的人看来，（除了古希腊的某些民选政府之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必然处于敌对地位。统治者不论是一个人、一个族群还是一个世袭 阶级，其权威都来自世袭或征服，无论如何，统治者并不是依据被 统治者的意愿而拥有权威的；所以，无论人们会采取什么措施，来 预防统治者利用其至尊地位迫害他人，但对于统治者的至尊地位，人 们是从来不敢，甚至根本就不想提出异议的。那时大家都认为， 统治者的权力虽然必要，但也是很危险的东西；因为统治者既可以 把这种权力用作武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也同样可以用作武器来压 迫自己的臣民。为了防止共同体中的弱者免遭无数秃鹫的残害，共 同体需要委任一个更加强壮的猛禽，去压制这些秃鹫。然而这个 鹰王却一样爱好捕食同类，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力量较弱的秃鹫，于 是整个共同体便不可避免地要时时准备着防御鹰王的侵袭了。因 此，爱国者的目标便在于，对统治者拥有的管辖共同体的权力设立 一些限制；这种限制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由。设立这种限制有两条 途径。**条途径，是大家一致承认某些豁免权，这些豁免权也叫 做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统治者如果侵犯这些自由或权利，便被认 为是背弃了义务，而如果统治者背弃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特定的抵 抗或普遍的反叛就被认为是正义的。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也是比 较晚近的一个办法，是在宪法上制定一些约束条款，根据 这些条 款，统治者若要采取某些比较重要的行动，其必要条件是必须得到 整个共同体的同意，或得到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利益的某种团体的 同意。对于**种权力限制方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统治者都在某 种程度上被迫屈服了。但第二种权力限制方式，却并没有被大多数 统治者所接受。因此，这第二种权力限制方式的实现，或者其更加 完全的实现，就成了各地自由爱好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只要人类还 满足于用一个敌人来对付另一个敌人，并且满足于在一定程度上保 证，能够在有效抵御专横暴虐的条件下被一个主人所统治，那么他 们就不会有更大的抱负 了。　　不过，人类事务的进步已跨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 人们已不再认为，统治者拥有一种与被统治者的利益相对立的独立 权力，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各级政府官员若能成 为他们的租户或代表，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予以撤换，那要好得多。而且看起来唯有那样，他们才能完完全全地保障自己，永远 也不会因政府权力的滥用而受害。久而久之，要求统治者必须出于 民选，并且不得长期任职的新主张，便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们先 前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限制的努力，成为各地人民政党突出的奋斗 目标。于是，试图让统治者出自被统治者的周期性选择，便成为一 种斗争，随着这种斗争不断向前推进，有些人开始觉得，人们先前 是否过分看重了对权力本身的限制。诚然，只要统治者的利益习惯 上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便（很可能）是 对抗统治者的一种办法。但现在人们想要的是，统治者应当与人民 统一起来，统治者应当把全体国民的利益和意志，作为自己的利益 和意志。国民无须防御自己的意志，更不必害怕它自己会奴役自 己。只要让统治者能够有效地对国民负起责任，能够及时地被国民 撤换，那么国民就能不冒风险地将自己能够支配并加以利用的权力 委托给他们。统治者的权力此时也就成了全体国民自己的权力，只 不过是集中了的权力，并具有一种便于运用的形式。这种想法，或 者不如说是一种感受，在前一代欧洲的自由主义中间是很常见的， 今天也仍然在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中明显地据有主导地位。事实 上，在现今欧洲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中，除了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应 存在的那种政府之外，那些赞成要对政府的行动进行某种限制的 人，早已是凤毛麟角而一望即知了。要不是曾经有利于这种情调的 环境已经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英国现在也会风靡类似的情调 的。 但是，政治和哲学的理论，就像人一样，其成功都会把本来会 被失败掩盖起来的差错和弱点暴露出来。当民选政府还是人们梦想 中的东西，或者仅仅存在于历史记载中的时候，认为人民无需对自 己管辖自己的权力进行限制，看起来也许是一个自明的公理。即便 是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暂时性反常事件，也不会必然地动摇这种想法， 因为这些事件在*坏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小撮篡权者的行为，无论006 如何也不属于民主制度的常态，而属于一种反对君主贵族专制的突 然爆发的动乱。不过，世界上终于出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不仅占 据了地球表面的一大块地方，看上去还是民族共同体中*强有力的 成员之一；有了这样一个重大事实，我们就可以对民选的责任政府 进行观察和批判了。现在大家已认识到，诸如“自我治理”和“人 民自我管辖的权力”之类的语词，并没有表达出事情的真相。其实， 行使权力的“人民”，并非总是被这个权力管辖的人民，所说的“自 我治理”，也不是每个人自我管辖的治理，而是每个人都要受到其他 所有的人管辖的治理。再者，所谓人民的意志，实际上指的是人数 *多，或者*活跃的那部分人民的意志，是多数人的意志，或成功 地使自己被认为是多数人的那些人的意志，结果，人民就可以企图 压迫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而权力的这种滥用，正如权力的任何其 他滥用一样，也是需要加以预防的。因此，即便当掌权者需要定期 地面对整个共同体，或共同体中*强大部分的问责时，对政府管辖 个人的权力加以限制，也丝毫没有丧失它原有的重要性。这种看法， 既能吸引思想家们的智力，同样也能吸引欧洲社会一些重要阶级的 爱好，因为那些阶级的真正利益或应有利益，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 因此便不难得到人们的赞同；今天，“多数人的暴政”在政治思想中 已被普遍地纳入到社会需要对之加以防范的种种祸害之中 了。　　人们*初觉得，并且现在的流俗看法也仍然认为，像其他的暴 政一样，多数人的暴政之可怕，主要是通过行政当局的行动发挥出 来的。然而善于思考的人们却已认识到，当社会本身成为暴君时， 亦即当社会作为集体凌驾于构成社会的各别个体时，它的暴虐手段 并不限于借助其政治机构做出的行动。社会能够，并且也的确在执 行它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发布的命令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或 者发布了命令去管它不该管的事情，那么它就会实施一种要比许多 政治迫害还要可怕的社会暴虐，因为这种社会的暴虐，虽然通常并不使用政治迫害这样的极端惩罚，但却会更加深入地渗透到生活的 各种细节，乃至奴役到人的灵魂本身，从而使得人更加无法逃避。 因此，仅仅防御政府官员的暴政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防御舆论和 群情的暴政。社会往往会借助民事处罚之外的手段，把自己的观念 和做法当作行为规则，强加于持有不同见解之人，对于与社会行事 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社会则会试图束缚它的发展，乃至设法阻止 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各种人物都按照社会的模式来塑造他们 自己，社会的这种倾向也需要加以防范。集体意见对个体独立性的 合理合法干预，是有一个界限的。为了让人类事务达到一个良好的 状况，找出这个界限，并不让社会的干预逾越它，就如防止政治专 制一样，同样是不可或缺 的。　　这个命题一般说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议，实际的问题在于，这个 界限应当划在什么地方，亦即如何在个体的独立性与社会的控制之 间做出恰当的调整，那才是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加以解决的课题。任 何一个人的生存若要有价值，都得依赖于对他人的行为有所约束。 因此，我们必须强行实施一些行为规则，首先是借助于法律，而在 许多不适合使用法律的事情上，则要借助于舆论。人类事务的主要 问题，便在于究竟应当实施哪些行为规则；不过，除了少数几种* 明显的情况之外，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取得进步*小的领域之一。在 应当实施哪些行为规则这个问题上，任何两个时代，乃至几乎任何 两个国家，都没有相同的做法；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做法，到了 另一个时代或国家就会让人感到惊奇。可是任何一个特定时代或国 家的人民，都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存在着什么困难，似乎它是一个全 人类对之从来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所实施的行 为规则乃是不证自明的或自我证明的。这种几近普遍的错觉，乃是 习俗具有魔幻力量的例证之一，这些习俗，不仅如谚语所说是一种 第二天性，而且还不断地被误认为是人的**天性。在防止人类对自己彼此强加的行为规则发生疑虑方面，习俗的效果更加完全，因 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一般并不认为必须给出理由，无论是要一个 人对其他人给出理由，还是要自我给出理由。人们已习惯于相信， 并且受到一些渴望成为哲学家的人的鼓励去相信，在这种性质的问 题上，既然自己的感受胜于理性，便不一定非得给出理由。在如何 调节人的行为这个问题上，指导人们得出自己看法的原则，实际上 是各人心中的这样一种感受，即每个人的行为，都应当符合自己以 及与自己有同感的人们的意愿。诚然，任何人都不会对自己承认， 自己的判断标准就是自己的喜好；但在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所 持的观点如果没有任何理由，那么它只能算作一个人的偏好；而如 果它给出的理由仅仅是诉诸其他人的类似偏好，那么它虽然不是一 个人的喜好，却仍然不过是许多人的喜好。然而对一个普通人来 说，他自己的偏好若得到了他人偏好的支持，那么这种偏好，对并 不明确存在于自己宗教信条中的道德观念、趣味观念或礼仪观念来 说，就不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一般而言也是他唯一能够提出 的理由了；这种偏好甚至还是他解释自己的宗教信条的主要向导。 因此，人们对什么行为应当赞扬、什么行为应当贬斥的看法，要受 制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他们对别人行为的希冀，而 且像那些影响着他们对任何其他事情的希望的因素一样，为数众 多。这些因素，有时是人的理性，有时是人的偏见或迷信，但往往 是人们的社会感情，其中反社会的感情也并不少见，例如人的羡妒 或嫉恨、傲慢自大或轻蔑他人，但*常见的，就是人们为己的贪欲 或恐惧、人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自我利益了。无论哪个国家，只要 存在着一个强势阶级，那么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道德，就一定是出自 那个强势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的。斯巴达人与希洛人 * 之 * 原文为 Helots，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国的国有奴隶。—— 译者注间的道德、农场主与黑人之间的道德、君主与臣民之间的道德、贵 族与平民之间的道德，乃至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道德，等等，便大部 分都是这种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的产物；而这样产生出来的道德 情操，继而又会反作用于强势阶级内部成员彼此之间的道德感情。 另一方面，如果先前的强势阶级丧失了自己的强势地位，或者其强 势地位已不得人心，那么这个国家此时流行的道德情操，就常常会 带有一种对优越地位的厌恶。为法律和舆论所强制的行为规则，无 论是对许可还是对禁忌的规定，其另一个大的决定性原则，始终是 人类对其设想出来的世俗主人或上天神祇之好恶的卑躬屈膝。这种 卑躬屈膝虽然本质上是自私的，却并不虚伪；它会引发各种纯真的 憎恶情操；它甚至驱使人烧死了不少巫师和异端分子。当然，在众 多更为基本的影响道德情操的因素中，普遍而明显的社会利益具有 重大的引导作用，不过，这种引导作用出自理性和社会利益自身较 少，出自对社会利益的同感和反感则较多，这些同感和反感，与社 会利益本身没有多大关系或根本无关，却在各种道德的确立上显示 了巨大的力 量。　　因此，人们制定出来让大家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尽管要靠法 律和舆论的强制，但实际上决定着这些行为规则的主要东西，却是 社会的好恶或者社会上某个强权集团的好恶。一般说来，那些在思 想感情上走在社会前面的人，不论是否会在某些细节上与这种状况 发生冲突，都不曾从原则上攻击过这种状况。他们宁愿致力于探讨 哪些东西应当成为社会的好恶，而不愿去质疑社会的好恶是否应当 成为约束个人的法律。他们宁愿在自己持有异端观点的一些特定问 题上试图改变人类的感情，而不愿与全体异端分子联合起来共同保 卫自由。唯有宗教信仰是个例外，因为在宗教信仰上，各地的人而 不是某一个人，都在原则上采取了一种较高立场并一贯加以维护。 这个例子具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它*明显不过地说明了所谓道德感的可错性：因为在一个虔诚的卫道士那里，“因 神学问题争论而引起的神学家之间的反感”*，是*能明白无误地显 示道德感情的例子之一。一般说来，那些*早打破自命的“普世教 会”的束缚的人，原本也像那个教会自身一样，是不愿意宗教内部 存有意见分歧的。但是当冲突的高潮过去之后，却没有一个派别能 够取得完全的胜利，各个教会或教派都被迫降低自己的希望，只求 能够保住自己已经占有的地盘；少数派看到自己没有机会成为多数 派，只得请求那些他们无法改变其信仰的人们允许意见的分歧。于 是，在这个战场上，也几乎只是在这个战场上，个人反对社会的权 利在广阔的原则立场上得到了肯定，而社会要求对持异议者行使权 威的主张，则公开地受到了质疑。对这个世界上的宗教自由做出了 贡献的那些伟大作家们，大多数都肯定良心自由是一种不可剥夺的 权利，并且都断然否认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向他人做出解 释。可是人类在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上面，会很自然地持不宽容的 态度，因此，宗教自由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几乎没有真正实现过，除 非我们把不在乎宗教也算作宗教自由，此时人们因为不看重宗教而 不喜欢神学争论。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人士心中，甚至在那些*为宽 容的国家里，对宽容义务的承认也都是暗中带有保留的。有人会在 教会治理的事务上容忍不同意见，但在教义的问题上就不能容忍异 见；有人能够宽容其他任何人，却唯独不能宽容“信奉教皇制的天 主教徒”或“上帝一位论派教徒”；还有人，则只宽容一切信仰天 启宗教的人；另有一些人虽然对人要更宽容一些，但也只限于宽 容那些信仰上帝和来世的人。任何地方，只要仍然存在着真实而 强烈的从众情绪，就可发现，要求服从多数的主张便不会有多少 减 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