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周期完成式

自我防御和社会适应 在《自我与防御机制》中，安娜·弗洛伊德只处理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自我通过各种方法和企图，抵抗不愉快和焦虑，练习控制强迫性的行为、情绪、本能渴求。因此，各种无所不在的防御，例如压抑和退行、否认和反向形成，被视为是“内在经济”的现象。一九七三年二月，在费城一个回顾安娜·弗洛伊德著作的公开讨论会上，我们有机会讨论防御机制的社会和社群应用。我们要问：防御机制可以被分享、可以为有相互关系的人们与社群生活提供生态学价值吗？ 安娜·弗洛伊德的书中很清楚地传递了这个潜能的信息。当然，*明显的是个体防御机制和社群庞大仪式性防御之间的相似性。比如说，“认同侵略者”：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某些真实的原因——非常怕鬼，而且会用一些特殊姿势试图挡鬼，假装自己就是那个可能在大厅中遇到的鬼。我们可能会认为“儿童的游戏借着改变主体为可怕的客体，将焦虑转化为愉快的安全感”。相对地，纵观整个文化历史，所有“原始驱灵的方法”，都是去扮演那些*侵略性的形象。 安娜·弗洛伊德曾报告在一所特定学校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对现代化的追求已经将学校的程序再仪式化（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学校“比较不注重课堂教学”，而侧重“自我选择的个体功课”。立即就有一些受到惊吓和压抑的新的防御行为，出现在一些本来很有能力而且受欢迎的儿童身上：这些已经改变的外在要求似乎威胁到他们的高度适应性。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诚实地涉入了这种共有的防御，但是当学校放弃这些任性的仪式化后，这些防御马上就会烟消云散。从长远来看，这种共有防御对于社会机制有什么影响？会成为习惯而永久地改变人格和生涯，甚至群体生活的本质吗？ *后，我们要再一次探讨这种青少年防御机制的社会意义，如同理智化之于青春期——也就是过度沉迷于理想（在当时的维也纳），包括“追求外在世界的革命”。安娜·弗洛伊德诠释这是年轻人在防御“知觉到本我的新制度要求”，即内在本能的革命。这无疑涉及性心理的层面，但它解释了青春期出现和共有的理性防御，这来自这个阶段获得的认知能力，以及适应当时理性社会风气的仪式化结果。事实上，社会过程必须承认、依靠这种青少年过程（包括定期出现的过激行为），都是为了重新适应变动中的社会风气。 这么看来，防御机制不单因为个体本能而生，当防御机制相对运作较好的时候，也会出现在个体、家庭和更大团体的仪式化互动中，被共有或对照。但是当它虚弱、死板、孤立时，防御机制就如同个体化和内在化的仪式主义。 安娜·弗洛伊德举了自己当老师的例子，以及“强迫性家长的强迫性小孩，是否会因为模仿或者认同而出现强迫性机制；当他们和家长共同面对强烈虐待倾向所带来的危险时，可以独立于家长之外，使用适当的防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