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今天，我们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对它的确切含义却并不是很清楚。通常，这不过是表示不欣赏的一种较为委婉的说法，以前觉得用“懒散”“敏感”“苛刻”“多疑”等词就可以描述的情形，现在大都改用“神经质”了。尽管如此，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所指的，只是对自己选用该词时所遵循的标准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已。首先，神经症患者在行事方式上与一般人不同。比如，一个并不想特立独行的女孩，拒绝了一次加薪的机会，或者不愿意主动赢得上司的认可；一个每周赚30美元的艺术家，多花点时间在工作上本来能赚得更多，却宁愿就凭这点钱尽可能享受生活，花大量时间在女人身上或沉溺于不良癖好，我们会把这样的人称为神经症。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所唯一熟悉的行为模式，是努力上进、出人头地，是尽量多赚钱而不是仅仅维持生计，我们对其他的模式茫然无知，于是就觉得他们不正常。以上事例表明，我们在认定一个人是否为神经症时所遵循的标准，是他的行为是否符合我们时代所认可的行为模式。这位没有竞争意识，或者仅仅是竞争意识没那么明显的女孩，如果生活在类似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就是完全正常的人；同样，那个艺术家若是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某个村庄，也会被看作正常人。因为在这些文化中，要是一个人在满足眼前需要之余，还想赚更多的钱或付出更大的努力，就太不可思议了。在遥远的古希腊时期，满足个人需要之余还想去工作的话，可是有失体面的态度。因而神经症这个术语，尽管本来是医学用语，却不能不考虑相应文化内涵而随意使用。诊断一条断腿可以不考虑病人的文化背景，但如果一个印第安男孩参见斯卡德·麦吉尔的《临床诊断与文化》，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30卷，1935年，第292-300页。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了幻象并且深信不疑，我们便据此认定他是精神病，就太贸然了。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产生幻象或幻觉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神灵的恩赐，能给亲历者带来某种特殊的权威，所以人们会有意诱发幻觉。如果有谁跟他去世的爷爷交流几个小时，我们肯定会认为他是神经症或精神病，可是在有些印第安部落中，跟祖先的这种交流司空见惯。听见别人喊自己去世亲人的名字就感觉受到侮辱，我们当然觉得这有点神经质，但在吉卡里拉·阿帕切ME奥普勒：《印第安两部落矛盾心理阐释》，载于《社会心理学》，第7卷，1936年，第82-116页。文化中，这种反应再正常不过了。假如一名男子发觉有经期女性靠近时变得惊慌失措，我们会觉得他神经质，但在很多原始部落，对经血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态。不同文化对于何为正常行为的判断，有不同的标准，同一文化内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也会变化。如今，假如一位成熟、独立的女性因经历过性关系而觉得自己是“堕落的女人”，“不配获得体面男士的爱”，她会被怀疑患有神经症，至少多数社会阶层持有这种观点。但在四十多年前，这种罪恶感还是很正常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正常行为的判断也不尽相同。对封建领主阶层来说，男人整日游手好闲，只把狩猎或打仗当正事干，是比较正常的，而小资产阶层如果也这么干就太反常了。性别差异也会影响评判标准，西方社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认为男女天性不同，女人不到四十岁就担心衰老，属于“正常”态度，而如果这个阶段的男人也对自己的年龄紧张兮兮，就是神经症。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多少都懂得，判断正常与否的标准是因地因时而异的。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吃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爱斯基摩人对于“干净”的概念也与我们不同，印第安巫医的治病方法跟当代医生相去甚远。然而，文化习俗的不同容易认识，动机与情感的差别却不太为人所知。人类学家参见人类学资料的精彩论述：玛格丽特·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AS哈洛韦尔即将出版的著作《民族学勘察者的心理理解手册》。对于这一点多有暗示，有时甚至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正如萨丕尔爱德华·萨丕尔：《文化人类学与精神病学》，载于《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第27卷，1932年，第229-242页。所言，现代人类学的贡献之一，在于不断重新发现“正常”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