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国家安全

百二秦关终属楚，三千越甲可吞吴。历史就是这样神秘而美丽。历史的关口总是那样的偶然，而又决然。然而时间过去，纵然“宫阙万间”“雕栏玉砌应犹在”，一切又*终都归于黄土。“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以《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名世。作为一名没有历史学学位，而是在外交实践中探究历史奥秘的大历史学家，卡尔长期深深思考历史的因果关系及其预见性意义、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与进步的关系、历史与科学和道德的关系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历史？在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历史）不是对这一时期事件详尽记录的叙述，而是分析那些形成发展主要线索的事件”。“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或称之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 诚如斯言！历史，就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伏尔泰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即一切过往的历史，都要联系当下去理解。研究历史，并不企图重建或再现历史，而是“以史为鉴”“得知兴替”，要从历史中把握规律性、获得预见性，进而指导人们正确地观察、思考和处理当前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当下和未来的强烈关切，人类才不停地回眸既往，正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国家安全领域，这样的历史观也至为重要。本书所阐述的“历史与国家安全”，就是这种今日与昨日对话的历史。而这场对话的主题，就是“国家安全”。探讨国家安全有很多维度，而历史必然是其中*重要的维度之一。因为国家自产生以来，就是社会的*高组织形式。无论在任何时期，国家安全，都是当时时代与社会*重要的政治命题，也就是“*高政治”。因此，以历史的视野回眸国家安全，恰是以历史的经验展望国家安全的*佳途径。 风雪来归岂是十三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国家安全也是人民创造的。国家安全，从古至今，都必须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这样一条历史的铁律。“民心是国家安全的*终基础”，将尽可能多的人统一到国家安全的战线上来、成为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维护者和支持者，是构筑国家安全钢铁长城的根本保障。 两千年前的一个早春三月，西北边关依旧是“瀚海阑干百丈冰”的逼人寒冬。就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城楼下，那一天颇不寻常。13个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已经奄奄一息，蹒跚叩门。这一声叩门，不仅传遍大汉天下，更传彻古今。这13个人中，仅有4人留下了名字，其余9人纵然彪炳史册，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们是流逝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普通落叶，年年如是，岁岁如昔。 要说普通，他们却做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公元74年，东汉完成了征伐伊吾、车师的大规模作战，重设西域都护府。留名史册的耿恭，率区区数百人，布防天山北麓的石头城疏勒（今新疆奇台县），扼守天山南北通道。次年7月，匈奴就将疏勒城死死围困，并将深涧的水源截断，逼耿恭投降。此时战局却发生剧变，不仅近处互为犄角的友军据点已被拔除，连西域都护府都被“攻殁”。*严重的问题出在政治*高层，那一年汉显宗去世了，朝廷已无心力经略西域诸国。焉耆、龟兹、车师全部倒向匈奴，孤悬天山北麓的耿恭一部数百人，可谓四周皆敌国、叫天天不应了。整个西域，出玉门关以外，大汉天下就剩下远隔天山、被断水围困的疏勒城以及城中这区区几百人了。而这个疏勒城，离大汉西部疆域的极限—玉门关，有足足1800里之遥。 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即使如此，这数百人上下同心，毫不放弃。“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无疑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为了稍填肚子，都顾不得了，可见已到*后关头。这一守就是将近一年。匈奴劝降条件优厚：“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却更为决绝，断掉了所有生路，“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在城头上烤肉，还是来使之肉，这就是传唱千古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所谓危难，真正难在朝堂之上。新君汉章帝刘刚一继位，摆在面前的就是西域边疆来的救急之报。然而这是一份当年3月的急报，此时已是10月了。司空第五伦（复姓第五名伦）明确提出，为救这几百人大动干戈不值得。新帝登基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不可劳师远征。但司徒鲍昱说了一段震铄古今的名言：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 鲍昱的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第五伦所讲并无私情。国家正在困难之时，劳师远征、耗费颇糜，只为区区几百人？疏勒离大汉王朝*近的军事据点玉门、敦煌、酒泉的距离，都超过1800里。况且这几百人是死是活尚且不知。拿着这封半年前的求救信，谁也不知道西域现在是什么情况，百余人对两万人，帝国的军队还存在吗？冒然派军队增援，没有城堡的依托，很容易被风驰电掣的匈奴骑兵消灭，更何况已经是冬天了，恶劣的气候、遥远的路途、后勤的艰难，不堪想象。的确，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理性考量。然而，鲍昱所争辩的却是谋国之论。国家置将士于如此艰险之地，如国家抛弃他们，等于纵容外敌的残暴，而且会让死难之臣伤心。进一步讲，将来边疆无事也罢，若匈奴一旦再犯，那么还可以指望谁为国家而死？于是，汉帝国发起了一次捍卫人心、捍卫尊严、捍卫国家安全的长征。公元76年，汉军7000人，从张掖、酒泉、敦煌出发驰援疏勒。 然而一切并不顺利，寒冬的西域、四周的敌国，7000人的汉军艰难驰援。援军到达天山南麓的柳中城时，发现当地汉军已经全军覆没。这时，是否翻越天山，冒险犯难前去疏勒，又成为前线将领的难题。根据形势判断，柳中既已沦陷，疏勒必然早已不保。况且疏勒城远隔天山、山高路远，时值寒冬、气候恶劣，如若孤军深入，恐陷全军于危难。然而，在一位耿恭部下的坚持下，汉军分兵2000人前去疏勒。可以说，这已是搏命的赌注。2000人翻越天山，“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历尽危难，终于勉强到达，可谓艰险之至。当援军到达疏勒城下，“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可见，疏勒城仍在高度戒备。然而这时的疏勒城，仅仅剩下了汉军将士26人。“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26人，随路死没，3月至玉门，唯余13人。” 读来令人颇为心碎，然而又更感心灵激荡。历史浩浩汤汤，从未停歇。戍边的将士何止千万，却没有留下几个名字。但是这13个人却以顽强的个人意志，在国家总体决策的支持下，共同谱写了大汉王朝捍卫国家安全的绚丽华章。从决策的角度说，国家危难之际的决策总是那么难，对于不同层级的每一位决策者都无比艰难。是进是退，往往使人不得取舍。从国家*高决策层来说，陷7000人于危难，去救一座空城，恐怕必然危害国家安全。因为如若全军覆没，经此一役，本就空虚的西部边防将被进一步掏空，西域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恐怕河西走廊也将不保。况且，国家尚有诸多事务，劳师远征，必然不利于国家休养生息。然而，安全的*终基础在于人心。这一远征，赢得的并不是13名将士，而是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长远国家利益，尤其是夯实了以民为本的人心之基。 与此同时，不同层级的决策，都关乎国家安全。耿恭所部在坚守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无数放弃的理由。他们并没有任何待援的可靠信息，所凭仅是信仰与信念。“视死忽如归”，就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个人追求；相信“大汉必不弃我”，就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共同精神信仰与价值体系。西出玉门、孤军深入的7000人军团将领，也面临艰难抉择。抵达死城柳中后是进、是留、是退，还是分兵前出，都关乎7000人的生死。“上下同欲者胜”，《后汉书》浓墨重彩记录下的这13个普通人的故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上自*高决策层，到决策执行层，再到基层个体的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与成功决策。 写入史书的历史只是时代的一部分缩影，它只记述了史家眼中的历史。无论是左丘明还是司马迁，没有人会去记述底层无名者的日常生活、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无论是班固还是司马光，记录的历史永远是鲜衣怒马的社会上层受教育群体的历史，他们因为史家的垂青而得以青史留名、传之千古；即使有幸写入历史，还有诸多春秋笔法，厚此薄彼可能出于阶层、群体和价值观的认同，或者也会因为视野、经历和偶然造成。然而，“十三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却独树一帜，从今天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来更加弥足珍贵。因为这段历史与一般的朝堂历史颇为不同，却是不多见的以无名小人物的记述，展现宏大历史叙事，呈现家国情怀的美妙史诗。尤其是这个故事将个人精神、国家意志与国家安全紧密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震烁古今的瑰丽画卷，在历史的回响中反复回荡着这曲维护国家安全的雄歌。 历史的启示无比昭彰。今天的世界仍在经历两千年前的一幕。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个淹没在历史中的微末个体的共同信仰，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许两千年后的人，不会记录今天1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名字，但是这个时代中华民族上下一心维护国家安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篇章，一定会被永久铭记。 王导之问与乱世之苦 国家安全必须依靠人民，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与意义，也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简言之，国家安全就是为了人民。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无安全何谈个人。从历史的大视野观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安全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词汇，而是真真切切牵涉个人、家庭、宗族和民族的深刻命题。可以说，从历史来看，没有国家安全就一无所有。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兴衰史，在这部历史中，尤其悲情的就是乱世。没有国家安全的时代是文明的黑暗时代，更是时代中每个生命的悲剧时代。历史并不只是宏大叙事，其背后是时代中每个个人的命运汇聚。正因如此，维护国家安全也必然是身处时代中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晋名相王导的一段名言：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丧国南迁、偏安一隅的士大夫们在美景之下，尚且无不怀念故土、触景生悲，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丞相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勉励士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王导之问始于西晋朝廷“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王朝。西晋维持统一30多年，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五胡乱华”近300年。此间中国大部遍经流离战乱，胡人肆虐，“屠城掠地千里”，史称“永嘉之乱”“中原陆沉”。到隋初时，中国人口仅剩下三成多。而在史书之外、贵族之下，平民百姓之于乱世，恐怕连美景也不得见，只有在命运的洪波里自生自灭。 乱世的一大表征，就是人口的锐减。中国历史上从秦起，就有人口编册统计。而人口数量的变动，*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繁荣与离乱，更紧密关系到当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与生存。复旦大学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研究历史上历次大乱灾难程度的权威作品。根据该书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人口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据此统计，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要减少一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1/4到1/5。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所说，这种人口锐减比例的下降其实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并没有减小，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国无宁日之时，*苦是百姓。上述冷冰冰的数字，实际上是骇人的惨剧。人口锐减五成，也就是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一半以上的人消亡。活下来何其不易，也算是“九死一生”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大乱，米价由汉文帝时期的每石数十钱涨到二千钱，*后竟然高达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煮木为酪”，人相食的惨剧史不绝书。汉乐府《东门行》记载了这样的人间悲剧：“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 &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仓中无米、架上无衣，一家老小只得坐以待毙。这样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承平之时，如此危难时刻，晚一分拔剑而去，全家都少一份活下来的希望。待到白发之时，更要如何得活？乱世，就是这样把一家良人硬是逼上为非作歹之路。这样的日子实际上在历史上还算是好的。很快，东汉末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曹操诗中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无人区。有说法指出，东汉末年的乱世让在世人口锐减了6/7。 生于乱世，何其悲情。更不必提所谓“十室九空”“赤野千里”“饿殍遍地”，这样的悲辞不胜枚举。再极端的情况，就不得不提“人相食”或者“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了。仅据二十五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403起人相食的记载，这些惨剧大多发生在乱世。国家无安全，人民就陷入水火，“万物为刍狗”。如此说来，国家安全何其重要。没有国家安全的民族是流离的民族，没有国家安全的人民是凄惨的人民，没有国家安全的每一个人都难有未来。维护国家安全，必然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共同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条铁律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 高宗的谋国之道 国家安全，在于平衡，也在于取舍。这也恰是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侧面，既要综合亦要周全，方为总体。 年长刘邦3岁的秦始皇嬴政，从39岁一统天下到50岁病逝于巡游途中，他怎么也想不到，取代他的竟然是沛县的小小泗水亭长刘邦。但是与楚霸王项羽相比，刘邦确实是个无比清醒的人：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公元前202年，项羽垓下殒命，楚汉相争宣告终结。是年2月28日，刘邦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而早在荣登大位、面南称孤之前，刘邦已经分封了七位异姓王，其中就包括韩信。这件事今天听来似乎并无异常，然而“封王”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封王”就意味着秦朝推行的“郡县制”宣告终结，始皇帝打造的“车同轨、书同文”，马放南山、铸剑为犁的短暂时代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近30年的短暂“大一统”时代就要画上句号，周朝“分封建国”的时代又回来了。“分封建国”就是“封建”二字的由来，我们用这个词来归纳中国近五千年的历史，可见其生命力。而“分封建国”用今天的政治学语言来说，就是“邦联制”。一些邦国虽然组成相对松散的邦联，却各自独立。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只是各国共同拥戴一个天子，天子并不能在邦国中行使治权。更极端的是，如果“天子无道”或是羸弱，自然会出现春秋五霸或是战国七雄。显然，这也是秦始皇维护国家安全首先革除的弊端，即消灭邦国、集权中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霹雳意志和雷霆手段维护帝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周之失，失之于制，不在于政;秦之失，失之于政，不在于制。”难道刘邦不懂这个道理吗？或者张良、萧何等诸贤都不懂这样的道理吗？都不知道分封诸王的弊病吗？显然不是。刘邦是郡县制的坚定推行者。暗度陈仓取得汉中秦地之后，便即刻废分封设郡县，更何况一统天下之后？分封诸王，只是无奈之举。取天下，只能先以邦联立足。韩信势大，不许予王，如何赢得楚汉之争？徐图后计，方是良策。一俟帝国初立，刘邦便迅速着手剪除异姓王，于是出现了韩信“贱能忍耻卑狂少，贵乏怀忠近佞人”之论。然而削藩何其困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安全的重要命题。“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刘邦之后，直到“屈贾谊于长沙”之时，温润而睿智的汉文帝在尝试削弱同姓王势力而以失败告终之时，才体会到他的父亲在谋定王朝之初的各种苦衷。继任者汉景帝却未能领会其中奥义，操之过急，以致七王之乱、憾失晁错。而这一国策，直到汉武帝之时，才以“推恩令”的方式实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然而此时，已是刘邦之后的汉朝第七位皇帝任上了。 大汉如是，盛唐亦然。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开始率领李唐王朝向称雄天下的时代迈进。此时，唐朝*大的敌人东突厥已经灭亡，帝国生存已经无虞。留在李世民案头的两件大事无疑是“与民生息、恢复经济”和“收服小邦、安定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