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从这里开始

前 言 亲爱的萨尔瓦托雷： 你可能并未意识到，但你是一位哲学家。你是哲学家，因为你处理生活及其问题的方式对你来说是私人化的。正因如此，我相信希腊哲学史的一些知识能为你提供用处，这也是我决定专门撰写一本哲学史的理由。我想以平实的语言告知你早期哲学家们的生活和思想。 为什么是希腊哲学？首先让我告诉你，我亲爱的萨尔瓦托雷，你可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希腊人——我是非常严肃地在说。你是希腊人，并且，我还想说，你是“雅典人”。希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片广阔的地中海陆地，充满阳光和人们的交谈，在我们的半岛上，它几乎延展到沃尔图诺河岸。越过这条兼为地域性与气候性的边界，则居住着罗马人、伊特鲁里亚人和中欧人，他们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民族，以不同于我们的方式思考。为使你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一根源性的差异，我想让你思考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只能在希腊语里找到，其他任何语言中都没有与之对等的语词， 除非使用冗长的短语，否则无法翻译它。这个词语叫作“agorazein”。“agorazein”的意思是“使某人浸身于市集中，去看看人们都在说些什么”，因而也会去聊天、买卖东西、会见朋友。这个词也表示闲游乱逛，在阳光下漫步直到太阳落山，或者就像那不勒斯人所说的“intalliarsi”—意为悠然信步，直至融为手舞足蹈、相互顾盼、叽叽喳喳的人群中不可分离的一分子。尤其是“agorazein”的分词形式“agorazonta”，形容一个人实践“agorazein”的移动方式—背着双手逛来逛去，从不走直线。要是有一个外国游客或商人在某个希腊城市，例如科林斯或波佐利的街上，他会对眼前的场景大感疑惑—人们在街上闲逛，不时停下来加入一场激烈的论辩，接着没走几步，又加入下一场论辩中。这位游客或商人可能以为这是什么公休日，但他看到的不过是一幅*完美的“agorazein”景象。希腊哲学的涌现大多归功于欧洲南部民族喜好散步的习惯。 苏格拉底：我亲爱的斐德若，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斐德若：苏格拉底，我和克法洛斯之子，吕西阿斯待在一块儿。现在我要到城墙之外走一走。我们共同的朋友，阿库美诺说，在乡间行走要比在城市的广场上漫步更舒适凉爽些。 这是柏拉图对话录*好的作品之一《斐德若篇》的开篇。说实话，这些雅典人中没有一个能被称为有实际建树的。他们散步、交谈，讨论善与恶的本质，但要说到从事生产、沉下心来制造一些可供出售或使用的实用之物，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尽管那时的雅典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万公民，但除了公民之外，还有至少二十万的奴隶和外邦人，所以雅典并不缺少使城邦正常运转的劳动力。那时的雅典人还没有受到消费主义的侵蚀，乐于过相对质朴的生活，因此也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的时间花费在对智慧的追求和谈话中。现在，让我们回到哲学和我写作此书的理由上。哲学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工具，是解决日常问题的有效手段。不幸的是，学习哲学却并不像服兵役那样具有强制性。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会使哲学成为所有中学的一门课程；可是，我又害怕权力机关觉得它已经过时，用更加时髦的“社会科学”来取而代之。这就好像果蔬店有了自动收款机便废除数学学科一样。 所以，什么是哲学？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马上回答上来的问题。人类通过两门基础学科达到了文明的顶峰—科学和宗教。科学吸引了我们的理性资源，研究我们周围的世界；宗教回应人类的直觉需求，找寻一些绝对的事物，一些超越感觉和理智范畴的知识。而哲学在这二者之间，和它们都有相同之处，具体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所谓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更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属于理性主义的思想学派，他把哲学描述为无人之境，处在科学和神学的中间地带，它十分脆弱，容易受到两面夹击。 我亲爱的萨尔瓦托雷，你并没有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不知道哲学究竟是什么。但你不必感到羞愧—不止你一个人这样。真相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哲学的所有事。就比方说，在意大利的五千六百万民众中，大概只有十五万人可能会说出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什么区别的三言两语，而这些人可能是哲学老师或者正在应付考试的学生。其他大部分人，甚至是那些受过古典教育的人，也只能说出“柏拉图式的爱情”，并将其定义为男女之间不愿意发生性行为的爱意关系。而柏拉图自己在这方面的论述，却比这些要更为复杂，更不压抑。 如果哲学对于一般的意大利人来说是文化背景上的“黑洞”，那么谁应该对此事负责呢？在我看来，绝不是这门学科本身，它并不枯燥，也不艰深—而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共同刻意地决定了哲学无法被广泛习得。我当然不能说自己读过了所有的哲学史，但在我所读过的那一部分中，除了伯特兰·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剩下的都凭借专业术语造成了严重的阅读障碍。我有时怀疑这些作者不是在写给哲学学科的学生，而是写给他们的同僚看的。 专业术语一直是折磨着每一个外行的麻烦事。而事实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装腔作势，用晦涩难懂的话来吓唬外行。从五千年前的埃及祭司开始，到你能想到的任何故弄玄虚的神棍，再到医院里的医生—当他们接受电视采访时，从不会说“摔断了腿”之类通俗易懂的话，而是更喜欢使用复杂的术语，如“股骨骨折”。术语的专业化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提高术语使用者的权威。在今天，任何一个团体、协会或俱乐部都有它们自己的术语。这种坏习惯是没有界限的。例如，在意大利的机场，每当飞机晚点，就会广播这段话：“由于areomobile（飞机）晚点，AZ642 航班不能按时起飞……”我非常想知道是谁发明了这种说法，他是否会以同样的说法告诉妻子自己要坐飞机？他会说“卡特丽，我明早在米兰有个约会，我会乘9：00 起飞的航班”吗？当然不会。和妻子说话时，他会使用日常的语言，而为了从我们这些可怜的乘客身上才能得到的一些好处，他对我们使用了另一种不太日常的语言。他清楚地知道，当面对这样一种陌生的术语时，我们肯定会被唬住，以至于完全无法鼓起勇气来抱怨飞机晚点。这就相当于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无知群众又对晚点知道些什么呢？你们对飞机一无所知！闭嘴吧，感激我们能屈尊跟你们说话吧！” 我还有一些其他例子说给你听。那不勒斯暴发霍乱时，人们认为贻贝是罪魁祸首。贻贝在意大利语中通常的叫法是“cozze”，但由于电视里的新闻播报员都把它唤作“mitili”，而所有的那不勒斯人都不知道“mitili”是什么，于是大家继续欢乐地吃着“cozze”。同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裁缝萨韦里奥·瓜尔达肖内的家中。有一天，他和我还有帕皮卢乔正看着电视—帕皮卢乔是一只他在地震后发现的、独自徘徊于足球场附近的混种狗。播报员说：“逃犯在犬类辅助员的协助下被捕。” 萨韦里奥问我：“教授呀，他说的‘犬类辅助员’是什么意思？”“狗。”我稍微简化了一下，回答他说。“天啊！天啊！” 萨韦里奥大叫起来，“想想我养了一年犬类辅助员却毫不知情！”帕皮卢乔可能察觉到自己正在被谈论，感激地摇了摇它的尾巴。 不用我说，政客是所有人里*糟糕的惯犯。他们是*典型的艰深语言艺术实践者，只为了一己私利。我曾听闻他们中的一位在电视上说：“毫无疑问，意大利正遭受的小额货币短缺问题通过信用货币的发行得到了改善。”他的意思是，零钱不够了，所以我们用小金额的支票来代替。相信我，我本该当场拆穿他的用词，然后给他灌输正确的人话！专家总是害怕使用平实的语言会被人认为无知。更糟的是，这帮专家可能还会觉得你对于他们宝贝的学科太过随意！他们会立即回击你是“科普员”并且冷嘲热讽地皱起他们的鼻子，好像“科普”这个词是有多么恶臭难当。事实上这些人根本不会为他人着想，只顾着自我膨胀，而不是分享知识。 意大利人是让文化变得无趣的老手。你只须去博物馆逛一逛就能意识到这点：大大小小雷同的美术馆，门可罗雀；陈列出来的雕塑和画作边没有任何信息说明，阴沉沉的展厅服务员只是在等着发工资—一切都像死一样寂静，简直和美国的博物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拿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说，那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地方，无论是老人、小孩、学者，还是文盲。那里有酒吧、餐厅，有用于解释前因后果的录像，有重现历史景观的实景模型—恐龙磨着它们的牙齿，印第安人和坐牛a 在独木舟上娴熟地划着桨。我承认这些博物馆让人想到更多的是华特·迪士尼而不是查尔斯·达尔文，但游客们在这儿待上一天，至少会学到一些东西。 牢记这一点后，我决定无视所有的学者和学究，向你展示希腊哲学是多么有趣并易于理解。有一些哲学家，尤其是在你了解他们一些之后，会让你惊觉如此熟悉，于是你*终会找寻他们和你亲友间的相似之处。你甚至会发现，把一个人的心态形容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柏拉图学派的、智者学派的、怀疑论者的、伊壁鸠鲁主义的、犬儒主义的、昔兰尼学派的，会比参考星座书来得更为有效。不可否认，我们就是这些先哲的直系后裔！ 公元前1184 年，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们和特洛伊难民散落各处，一些人在返程中被暴风雨冲散，另一些因复仇的恐惧分散开来，他们零零星星地沿着地中海海岸建立村庄，安定下来，成为我们的祖先。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伯罗奔尼撒和阿提卡的人们不断遭到北部蛮族部落的入侵，感到人满为患，决定乘船离开并在其他地方复现他们的城邦—或者说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庙、露天集市（中心广场）、剧院、公共会堂（市民中心）、体育馆，等等。我们已经能够从中看到，古希腊之于西方思想的发展，正如产生出星系和星座的大爆炸之于宇宙的形成。如果希腊文明不曾诞生，那我们将落入东方教义的影响之中—相信我，萨尔瓦托雷，这绝不是一个玩笑！如果你质疑我的说法，可以去看看地图，你会发现，就在希腊下面、地中海右边一点儿，就是中东。如果不是幸运地打赢了几场战役（在普拉蒂亚和波斯人的战役，以及在普瓦捷和穆斯林的战役），并且拥有继承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希腊理性思想，我们之中将无人幸免于亚洲文化的侵袭。因此，所幸古希腊城邦并未像埃及和亚述帝国那样受到祭司的统治，而是由一群对祈祷和神秘主义兴致缺缺的贵族来管理。不过，既然提到了宗教，就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希腊人和他们的神祇之间的联系。首先，众神并非无所不能，甚至众神之父宙斯也不能为所欲为。凌驾于他和其他神祇之上的力量乃是命运，或者说，就像荷马口中的Ananke，即必然性。作用于众神的力量和所有君主的这一限制，是我们继承自先祖的伟大民主传统中的一部分。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说，善等同于节制。 其次，希腊宗教并未过度宗教化。众神实际上受制于每一项凡人都有的弱点：会发生口角、醉酒、撒谎、私生活混乱。因此，倘若人们对于他们的敬意多少有几分修正，也是毫不意外的。他们的确受人尊重，但仅此而已。同希伯来之神耶和华所引起的恐惧相比，完全不值一提。就拿众神的落脚处奥林匹斯来说，它可不像其他严肃宗教中那样位于天上，而是在一座山的山顶。也就是说，希腊人根本不担心会有人跑到那儿突击检查。 我介绍古希腊宗教的原因是，哲学诞生的时间与迷信、神秘仪式让步于对自然的科学观察的时段相吻合。米利都的泰勒斯，一位专门研究日食的天文学家，是史上**位哲学家—这根本不是偶然。请永远记住，不是所有能产生与当下物质需求没有直接关联的想法的人都叫哲学家，否则哲学的诞生得往前推回到旧石器时代了。 我可以想象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胡努那天晚上非常高兴，因为所有的事都搞定了。他杀死了一头柔弱而肉质鲜美的小鹿，用石斧将它切作四等份，然后把它放在火堆上慢慢烤熟。他和他的女人哈娜一起享用这头小鹿，直到饱得再也吃不下。这一夜热极了，他睡意全无，于是在草坪上伸展开来，躺在那里仰望星空。这是一个无月的八月夜晚。他头顶上数以万计的细小光点闪烁着。胡努问自己，这些点点会是什么呢？是谁把它们挂在了天上？是一个大巨人吗？是一位神吗？……于是宗教和科学同时诞生了，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求知的需要。然后再是哲学。 L. D.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