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失衡与治理

在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相比，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点早了。实际上，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也出现了“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两者是一右一左的民粹主义运动，后来在欧洲又出现了英国脱欧，在意大利、法国等国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的现象，一直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切都反映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至少是民粹主义抬头以及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1929—1933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是“急性发作”，那么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慢性溃疡”。众所周知，治疗慢性病并不比治疗急性病更容易。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面的效果。一方面，使得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各个阶层经济收益都受到了影响，甚至有一部分社会阶层还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伤害，例如美国的蓝领工（Milanovic，2019）。由于受廉价劳动力因素的驱使，加之追求经济效益，美国公司纷纷将生产线迁往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又导致一部分留在美国国内的工厂利润减少，甚至难以生存。因此，美国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进而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就解决上述问题而言，需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上做出必要的应对，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情况并未出现。可以这样说，*近出现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的思潮其实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效果以及一些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措施不足导致的共同结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即在谈到全球不平衡时，有些人就武断地把它等同于经常项目不平衡或者说贸易不平衡，甚至以此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Bernanke，2005）。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经济全球化包括多种因素的跨境流动，例如商品、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那不禁要问，为什么谈到全球不平衡，仅仅就指贸易不平衡而不提其他方面，特别是金融不平衡，这不是非常奇怪吗？当然，也有些人，比如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学家申炫松（Shin）、博里奥（Borio）等，他们认为金融不平衡也是全球不平衡中的组成部分，甚至更为重要，而经常项目不平衡并不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Gourinchas，2012）。他们发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实际上欧洲与美国的经常账户是平衡的。然而欧洲跨国银行通过其在美国的分行从美国的货币市场上借入大量的美元，调回到欧洲。同时在美国市场上购买大量结构性产品，压低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利率，因此诱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Shin，2012）。我们认同他们提出的“全球金融不平衡”的概念，并在这个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挖掘，扩大了其外延，认为全球金融不平衡（或失衡）a 是指全球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持续和过度的不匹配，而且进一步认为相比贸易不平衡而言，金融不平衡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为什么这样说呢？**，全球已经存在一个由资本流动量、资本流动方向，以及杠杆和信贷增长等因素构成的全球金融周期。它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使用的市场波动性指数（Volatility Index，VIX）呈负相关关系，受到G4 国家（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驱动，并*终对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其他国家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Rey，2013）。纵观世界金融发展历史，金融周期的幅度远远超过商品周期的幅度，因而对经济冲击的程度更大，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更多的冲击。第二，资本的集中度大大高于商品的集中度，大量资本集中在少数对冲基金和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它们对跨境资本的推动和冲击力是大于商品贸易的。而商品贸易则是分散的、有形的、缓慢的，远不如资本流动那样量大且迅速。另外，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贸易账户，它们都是一个净量，反映的是一段时间内对进出口贸易额的总结，细节则在简单的正负相抵中被掩盖。而资本跨境流动在一个时点所呈现的是一个毛值，它体现出来的冲击力度，无疑是大大超过净量的（乔依德，2017）。不仅如此，从对社会的负面效果来看，金融不平衡比贸易不平衡更为严重。它加剧了收入的不平衡，金融业不仅控制了更多的资源，财富也更为集中，而且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大大高于制造业或者其他部门。此外，还存在一种类似于“资源诅咒”的现象。由于美元在世界货币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美国的金融部门非常发达，资源和人才都向该部门集中，这导致了制造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相对减少，从而对蓝领工人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这里着重阐述了全球失衡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意味着否认贸易失衡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是认为必须对全球不平衡的内涵有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从而避免由此产生的政策错位以及舆论偏差。不言而喻，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有着明显的政策含义。麦肯锡前几年有一个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发生时的跨境资本流动总量是现在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跨境资本流动是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7）。《金融时报》的肖恩·唐南在解读这份研究报告时指出，“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等经济民族主义者威胁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的当今世界，围绕全球化的辩论被过去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激增及其对社会的冲击所主导。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表示担心通向更高程度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如今可能在逆转时，主要忧虑的正是这类商品贸易。被较少谈论的是资本流动，或者金融全球化的状态。然而，资本流动过剩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也会是滋生下一场危机的诱因”。对于目前存在的因理论上的不准确而造成的舆论上的偏差，没有比这段话解释得更清楚、更明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