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新文化

序 如果没有自由，文化就不能发展，这是历史铁则。在中国，是宋代打破了中世封建的桎梏，使大多数人得以发挥与生俱来的能力。宋太祖结束五代的混乱、统一天下，恰好是在建隆元年（960 年）。日本的平安时代在这一年正进行到一半， 其时仍是摄关政治的鼎盛时期，三十六年后，藤原道长成为左大臣。在西方，奥托一世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在宋统一天下两年后的 962 年，神圣罗马帝国成立。日本还处于古代社会，欧洲西方仍在向中世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国则已随着宋的统一天下，明显地展现出新的近世社会气息。 宋的新文化是在新社会中形成的，而其推动者是新兴而胸怀希望的读书人阶层，即士大夫。在唐代以前的中世（对于年代的划分一直多有争议，本书姑以从东汉灭亡的 220 年到宋朝成立的 960 年间的 740 年为中世）社会，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被少数贵族垄断，一般民众不能染指。经济上贵族也占有广大的土地，大多数民众作为贵族的隶属，耕作贵族的土地，并由贵族保障其生计。一般民众不被允许有自由的思考和活动。所以中世文化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 而宋代以后的近世社会则完全不同。从前隶属于贵族的大多数民众，即隶农，得以从贵族支配之下解放出来，作为佃农或自耕农自立。除了经济方面的独立，在政治上，政府的重要职位也向一般民众开放。贫穷的百姓通过努力，如果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优秀成绩，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宰相。不过科举竞争激烈，经济上不宽裕的人是难以突围而出的，因为参加科举前的准备时间很长。但不论如何，通过学习就有可能进入官场，并进一步实现抱负，这给予民众莫大的希望，很多士大夫随之而生。宋代的新文化正是由这些士大夫创造和发展出来的，这别有意义。 文化的推动者来自庶民，其数量大幅增加，不只带来文化总量的发展，也使得质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人类越被容许自由竞争，就越能发挥出令人震惊的力量。宋代的新文化，正是这众多士大夫力量的结晶。这种力量可不是士大夫交上好运、安寝可得的，这是在长期的贵族统治和边地民族入侵威胁下，被不断的政治压迫所锻炼出来的。正因其抵抗是长期而强烈的，所以其力量也大。宋代文化经过一千年延续到清代，并影响到日本和欧洲，甚至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仍有影响， 正可见这种力量的强大。本书以近世文化推动者士大夫为中心，阐述宋代历史，并思考宋代文化的特色。 **章 民族的更新 边地民族迁居内地 在东亚，南北民族之间的对抗可以说是宿命。在北方寒冷的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游牧民族，其生活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于是转向在南方从事农耕的汉族寻求生活物资。他们并不靠交易来获取物资，而是靠攻掠来维持生活。在秋收结束之后，游牧民族就开始攻击中原。中原人在国境修建了长城， 铺开防御线进行防守，但游牧民族习惯乘骑，在攻掠时来去如风，防备他们并不容易。于是，中原人又安排比较汉化的游牧民族在国境上，以防备北方民族。北方民族渐渐来到中国内地。自东汉末年，由于统一国家的瓦解导致国防松懈，边地民族开始进入内地建立国家，南北朝时华北的混乱由此而来。而到隋唐天下一统之后，边地民族移居内地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与中国社会的变动，即兵制的变化，有很深的关系。 唐玄宗时府兵制崩溃，而募兵制代之。比起在中央政府， 这在地方的节度使之间更为盛行。节度使制度由玄宗之前的睿宗时代开始，而在玄宗时大为盛行，其后节度使跋扈起来，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他们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扩充军备，努力取得精锐的军队，于是注意到边地民族的部队。边地民族惯于乘马而精骑射，并且生活朴素。这种人易于驾驭，也有作为理想军人的素质。于是实际为军阀的节度使争相罗致边地民族部队。突厥、回纥、党项各族作为募兵，纷纷进入边境，而各民族之叛乱随时有发生。玄宗开元九年（721 年），胡人康待宾率突厥降户与党项谋乱，众号七万。被平定后，玄宗将降户五万人迁至河南的许、汝、邓、唐等州。这样，边地民族就不仅生活在边境，还深入到了中原。 边地民族深入中原，必然会影响中原人的风俗。例如在设镇于河南蔡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为朝廷所灭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宋英宗之诏而编成，能用作政治参考的史书， 叙述由战国初到五代末的历史）对其地方风俗有这样的记载：“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这样的地方，正是迁移突厥降户的地方。因为突厥移民， 中原本来的风气，一变而为粗野。此事意义重大，从根本动摇了固化的中世社会。这为已经老化、缺乏自身革新动力的中世社会，带来活泼的新风，带来民族的更新。充满活力的中国近世社会，即由此而生。 安禄山之乱 节度使本来是为了防御边地民族入侵而在边境设立的， 为此节度使常召募很多边地民族作为募兵。这些边地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原，通晓汉语、惯于汉族习俗，有不少被拔擢为军中首领。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柳城（辽宁朝阳）的杂胡，本为平卢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以狡黠事人，通过贿赂，在宫廷中也博得了声誉。天宝元年（742 年），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兼范阳、河东节度使，掌管兵马、财政、民政，权力大增。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想去运用它。安禄山见唐朝政治荒废、武备松懈，野心遂起，以讨伐君侧奸臣杨国忠为名， 举起反旗。这场叛乱由天宝十四载（755 年，从玄宗的天宝三年正月起改年为载，一直沿用到之后的肃宗至德年间）持续到广德元年（763 年），九年间华北成为战场，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皆为沦陷之地，玄宗皇帝和其宠爱的杨贵妃逃出首都。唐朝威仪扫地，社会极度混乱。 在安禄山之乱中，不论官军还是贼军的将领，几乎都是边地民族。安禄山是胡人，与之并列入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是突厥人。而官军的将领中，著名的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骑施a 人，仆固怀恩出身铁勒，还有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以上不过数例，不能尽举。将领尚且如此，其部队中边地民族的数量，自不待言。中世以来的边地民族迁入中原内地，在安禄山之乱时达到顶峰。战乱之中，不只军人，西域商人也因军队需要军需物资而分外活跃。 当时形容很稀有的东西会用到“穷波斯”一词（唐朝时在中国的波斯人多为富豪，穷人很少见，这在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可见一斑）。这说的是贫穷的波斯人非常少见，但也 西安（长安）城的西门 表明了在中国的波斯富豪人数之众多。波斯人之外，中亚的粟特人也是中国商业界的一大势力。这些外来商人活跃于两军之中，获利甚丰。安禄山之乱可以说是边地民族在中原内地，为各自利益而厮杀的一段历史。 这场叛乱，由于敌人的内讧和回纥的援助得以平定，但历时九年的混乱，给唐代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税制混乱、国家财政贫乏，当然是后来的两税法等新税制出现的原因；而为讨伐叛军将边兵内调，则使边境民族的力量趁机得到了扩张。特别是西部的吐蕃曾攻入长安抢掠，使唐朝大为震骇。回纥凭恃平定贼军之功，将大量不堪乘用的劣马以高价售与唐朝廷，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如大历八年（773 年），一匹马价值绢四十缣，而一次交易达到数万匹，甚至前使未还，后使又至。岁赐和马匹贸易，成为唐代的一项巨额支出。 这样，安禄山之乱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是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而进一步促使唐朝崩溃，并彻底打击了中世社会的，是节度使的跋扈。 河北三镇 为了平定安禄山之乱，唐王朝当时在内地设置了多个节度使。平乱之后，为了优待叛军的降将，也将他们封为节度使。被称为河北三镇的卢龙、魏博、成德，就分别任命了安禄山的降将担任节度使。这些降将大部分来自边地民族，其部下不必说也为边地民族。魏博节度使部下多为回纥人，*是勇猛。这些兵将和节度使之间，仅是以金钱维系的主从关系。当时的中国是由儒家精神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但并不能指望能将这些边地民族纳入儒家秩序中。俸给如果迟来，他们就自行更换节度使；如果朝廷不予承认，就不停闹事。而朝廷出于对其可能发展成叛乱的担心，无奈下只能认可。当时有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军”a 之语，说的是长安天子由宦官废立；而魏府即魏博藩镇的节度使，是由牙军，即其近卫所拥立。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状态。像这样，在兵将致使节度使不时更迭的同时，也有节度使的子孙在兵将拥戴下继任节度使的现象。两种情况都说明节度使的地位取决于兵将的感情，很容易变动，极其不稳定，在其背后则是逐利而动的边地民族部队的活动。 所以，节度使对兵将的待遇特别关心。节度使在军政权、民政权之外，还拥有财政权，除了将征收到的赋税用在州和藩镇方面，还要上供交给中央政府（唐代租税三分，一部分留州使用，称留州；一部分供节度使用，称送使；所余送到中央政府，称上供）。但节度使拒不上供，而是将之花在兵将身上， 以取得他们的欢心。朝廷因财政困穷而来催促，一概无用；如果对藩镇施加制裁，则招致叛乱。 河北三镇靠近边境，各种边地民族部队人数众多，而且距离都城长安很远，在这种朝廷威信和命令难以覆盖的地方， 很容易形成反政府的气氛。朝廷虽然时加讨伐，但河北三镇结成同盟， 另外还有淮西（镇河南蔡州）、平卢（镇辽宁朝阳） 等藩镇效仿反抗朝廷，朝廷也无可奈何。而这样的倾向一旦出现，便影响到各地的节度使，以致他们都跋扈起来。朝廷为讨伐节度使而疲于奔命，消耗了国力。唐的国家和社会，受到彻底的打击，走向衰颓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