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奶奶和小姑娘 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从阳台上向小姑娘大声呼喊，让她别害怕，她就去接她。你站着别动！ 奶奶只穿着袜子奔下楼去，要下三层楼，她走啊走啊，踉踉跄跄，膝盖不听使唤，上气不接下气，腰也酸，背也痛。当她来到小姑娘刚才站着的地方，小姑娘却不见了踪影。她呼喊着小姑娘的名字，问小姑娘在哪儿。 一辆辆汽车刹车减速，绕开只穿着薄薄的黑袜子站在大街上的奶奶。这条街曾叫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大街。而今天，那个消失的小姑娘的名字回荡在这大街上。克里斯蒂娜！奶奶呼喊着，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克里斯蒂娜。 这事发生在 2018 年 3 月 7 日，地点是波黑的维舍格勒。奶奶87 岁了，同时也是 11 岁。 写给移民局 1978 年 3 月 7 日，我出生在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在我出生前的几天里，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维舍格勒，3 月是*令人厌恶的日子，淫雨霏霏，危机四伏。山里的冰雪开始融化，洪水肆意地漫过一条条河流的堤岸。我们的德里纳河也同样躁动不安，波涛汹涌。半座城池都淹没在洪水里。 1978 年的 3 月也一如既往。当母亲开始感到分娩前的阵痛时，猛烈的暴风雨怒吼着席卷过整个城市。狂风似乎势不可当地要吹走产房的一扇扇窗户，把人们的感觉稀里哗啦地搅成一团。就在母亲出现又一次阵痛的时刻，天空电闪雷鸣，于是大家都心想着，噢，天哪，莫非魔鬼现在要降临人世了。这事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不吉利，我反倒觉得很好，因为在你压根儿还未来到这世上时，人们就有点惧怕你了。 分娩过程的一切迹象都不免让母亲感到忐忑不安。接生婆同样觉得当时的情况似乎不妙，一言以蔽之，接连不断地出现难产征兆，于是她便把我母亲打发到医院值班的女大夫那里。就像此时此刻的我一样，女大夫不想让这个故事毫无必要地延伸下去。或许这样说就足够了，借助一个接生吸盘，那一个个难产征兆便轻而易举地被化解了。 30 年后，也就是 2008 年 3 月，为了取得德国国籍，我必须向移民局呈递一份亲笔书写的履历。这是怎样的煎熬啊！**次尝试时，除了填上我生于 1978 年 3 月 7 日的信息外，别的我什么都写不出来。仿佛从那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仿佛我的履历被德里纳河彻底冲走了。 德国人喜欢各种各样的表格。我列了一张表，也填上了一些数据和信息—在维舍格勒上小学，在海德堡学习斯拉夫语言文学—然而我觉得，这些东西与我毫不相干。我心知肚明，这些信息准确无误，但却无法让它们留在纸上。我难以相信自己有过这样一些经历。 我又从头写起。又写上我的出生年月，描写了那场大雨，填写上我的名字是奶奶起的。在我人生*初几年里，奶奶一直照看我，因为我母亲正在读大学，父亲忙于工作。奶奶是黑社会的人，我给移民局这样写道，干黑社会这一行，有的是时间照看孩子。我生活在奶奶和爷爷家里，周末才会回到父母身边。 我给移民局写道：我爷爷佩罗拥有党员证，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常常带着我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散步。当他们谈论起政治时，我就美美地进入梦乡。说实在的，他们谈论的话题向来离不开政治。到了 4 岁，我便可以参与他们的谈论了。 我擦掉奶奶与黑社会相关的一切。这事反正永远都不会有人知晓。 取而代之的是：我奶奶有一根擀面杖。她常常吓唬要拿它来揍我。可我从来都没挨过揍。但时至今日，我对擀面杖始终有点敬而远之，间接地也对面食抱有同感。 我写道：奶奶有一颗金牙。 我写道：我也想要一颗金牙，于是我用彩笔把我的一颗门牙涂成了金色。 我给移民局写道：宗教信仰—无。我是在异教徒中长大的，地地道道无信仰。我爷爷把宗教称为人类*大的罪孽，因为罪孽就是由宗教发明的。 爷爷出身于一个崇拜圣格奥尔格，也就是屠龙神的山村，或者说人们偏爱的是龙本身，至少我当时觉得是这样。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龙的形象。亲人们的脖子上挂着形形色色的龙饰，带有龙图饰的钩织品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小礼物。爷爷有一个叔叔，他用蜡雕刻出各式各样的小龙，拿到市场上当蜡烛卖。只要一点上烛芯，便会出现美妙的情景；瞧那小家伙，仿佛它会喷吐火焰似的。 当我长到半大年岁，爷爷拿出一本画册让我看。我觉得远东的龙无比美妙。它们看上去挺残忍，但却显得五彩缤纷，兴致盎然。而斯拉夫的龙看上去只有残忍，连那些所谓可爱的、对制造灾难或引诱少女不感兴趣的家伙也不例外：三头六臂，龇牙咧嘴，让人望而生畏。 我给移民局写道：我出生的那家医院已经不存在了。天哪，我的屁股在那里挨了多少针青霉素啊，我写道。可又把它划掉了。没错，谁都不愿意用这样的词语让一个有可能扭扭捏捏的女办事员心烦意乱。于是我把屁股改成了臀部。但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我又划掉了填好的全部信息。 我过 10 岁生日时，在我们这个名叫马哈拉的城区里，鲁扎夫河给我送来了一个礼物，它摧毁了那座桥。我站在河岸上观望，随着山里春天来临，德里纳河那条支流如此长久地冲击着这座桥，直到桥开口说，好吧，你干脆连我一起冲走算了。 我写道：没有对童年那自由自在的岁月的描写，就没有传记叙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