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合一: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以中国智慧应对全球疫情 2020年伊始，世界因为一种病毒而改变！整个世界都深受影响！ 这就是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大概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对其耳熟能详了。此病毒英文名为SARS-CoV-2，这个名称人们知之甚少，但是因感染该病毒所引起的疾病终被定名为COVID-19，那就几乎无人不晓了。其中的19，代表的是这个病毒发源于2019年，而不是病毒的第19代变种。但是该病毒真正改变全球却是从2020年开始。 从科学的角度看，所谓冠状病毒就是一种ssRNA（即单链RNA）病毒，也就是一种带包膜的正链病毒，其基因组约由3万个碱基对组成，它可谓一种*大的RNA病毒。人类由此面临着一次有史以来的巨大挑战，起码是新世纪以来全人类*大的挑战。 从新冠病毒的科学图示上看，这个病毒表面覆盖着许多刺状蛋白，其能量决定因素就在看似美丽的刺状蛋白上面，因为它们就是与人体细胞受体结合的部分，能引起普通上呼吸道感染，不仅仅会感染动物，还有我们这些自诩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 在疫情传播之初，在接受疫情访谈当中，就曾有位采访者问我：“冠状病毒的形状其实很美，本性却很残酷，您是怎么看待疫情下人的生活和未来的？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哪些生存智慧，或者说哪些需要加强教育和改进的地方？” 我当时的回答是：“的的确确，看似美与残酷并在。但究竟什么是美？真正的美，并不是‘看上去挺美’，而是与善合一的，这才符合中国儒家‘善美合一’的中和原则。” 这让我想起了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尽管作为天灾的霍乱与作为人祸的战争，持续威胁着拉美民众的生命与生存，由此加剧了人的社会孤独感，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然而，人类情感的向度却被极大且丰富地展露了出来。《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认为是通过半个世纪的人物命运的叙事，展示出几乎所有可能的爱情方式。 在非常时期，感性的力量也会变得异常脆弱，疫情在中国传播之初，亦有“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之争论，前者被一些人认为太文艺了（在日本赠送给中国的抗疫物品包装上贴有“风月同天”的汉字），后者被一些人认为太实在了（“武汉加油”成为中国抗疫期间被喊得*响亮的口号），但除了这些一时的争论，新的病毒可以带给我们更为深入的思考。 战胜疫情，当然要靠科学，但不仅仅靠科学。如果说这场对抗疫情的战争在初期已失去了“天时”与“地利”，那就更需要“人和”与“精神”。面对疫情，人人有责，那些承担风险的医护者与志愿者值得尊重，但面对疫情，更需要每个个体的承担意识，这关乎“责任伦理”之践行。那么，我们如何成为对这个世界负责任的、作为群体中的人？ 所以，我要倡导“大启蒙”（The Great Enlightenment）！这种“大启蒙”其实就是“情理启蒙”，让理性与感性得以平衡与交融的“大启蒙”，这是我近年来始终倡导的一种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的1919年，*大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五四运动爆发，中国逐渐向现代国家转轨。百年之后的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应该是2019年起始、2020年暴发的*重大的全球事件了。我以为，这看似无关的两个历史事件，相互联纵起来，倒可提供出一个“历史契机”。 理由在于，五四运动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状况仍是启蒙不够：不仅“赛先生”的科学精神未全民普及，“德先生”的民主精神也需继续传扬。这就意味着，中国还需要继续启蒙，启蒙所要实现的任务，在中国尚未完成，起码要让科学与民主成为一种中国人适宜的生活方式，这才是“大启蒙”得以实现的根基。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启蒙，既不同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轴心时代”人类精神突破的**次启蒙，也不同于18世纪以来由欧洲发源的第二次启蒙，而是理性与情感得以融合的第三次启蒙。 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科学与民主精神贯彻不够，“大启蒙”需要继续。疫情*初的控制，没有得到更为科学化的指导；疫情在开始阶段被隐瞒，又可见缺乏“公之于众”的民主意识。好在很快采取了管控措施，中国的疫情被逐步地控制起来，武汉采取的全城隔离方式真有“壮士断腕”般的勇气，但此时外媒又开始批判中国不尊重人权：按照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立场，将个体隔离起来乃是伤害人权的，而从“功利主义”争取*大多数人的*大幸福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那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实际上，从中国思想的角度来看，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乃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绝对的“唯吾独尊”的不顾全局的确要反对，反之，牺牲个体的绝对的“集体主义”同样大有缺憾。这就为在非常历史时期应对疫情提供了某种“协同”的中国经验——既要人人合作，也要协和万邦，此乃“中道”也！ 科学问题更是如此，要全球协作，就像全球联合起来应对疫情一样。科学本没有国界，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来应对新的病毒，中国方面也提供给国外科学家病毒样本，以应对人类的共同灾难，而且，中医的智慧也定会参与其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都坐在同一条船上，但毕竟与大洪水时期那种人类分别应对的局面不同，诺亚方舟如今也已成为一艘全球客轮。科学规律要遵循，但是科学也不能被“崇信”——五四时期科学竟也成为被崇拜的迷信。当民族本位派用各种传统“玄学理论”来解读疫情，那就更显露出“科学启蒙”的未竟，正如本土的“民主启蒙”之未完成一样，任重而道远也。 依我个人之见，新的疫情，倒可让坏事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它可以让中国人走向一种“大启蒙”，进而为全球的启蒙开辟新途。这是由于，来自西方的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偏失，需要以“情理合一”的本土原则来加以积极应对。当今西方主流却对启蒙采取了诀别态度，未能意识到启蒙不能被抛弃，需要的是拓展启蒙，而不应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从全球疫情期间的历史变动来看，经济低迷、政治冲突、社会对立和文化紧张，都凸显出人类启蒙得还不够，特别是启蒙中的情感要素往往被理性诉求所冷酷压制。对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但中国独特的践行道路倒可能走出新径，这根源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得以积淀而成的“情理结构”。中国人的通“情”达“理”的生存智慧，在度过疫情期间与疫情之后重建都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这就是我所谓“大启蒙”的合情合理之新道。 这本小书想要阐明的就是，在这种“大启蒙”的语境当中，走向一种新型的“情理文明”，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对全球也有启迪。由此，经过本书正文的一番论述与论证之后，大家就可以跳到本书的结论那里了。 我们呼吁，通过新冠肺炎疫情，走向全球的“大启蒙”，熔铸出新型的“情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