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新考(周勋初文集)

**分册，内收《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韩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三种。 这三种书的研究对象都属先秦学术。 我在1956年考回南京大学，从胡小石师进修副博士研究生课程。小石师告诫，读书要从小学入手，学习几部先秦的经典。因为中国学术源于先秦，人们对此如果缺乏认识，也就是所谓基础不好，日后发展必然会受影响，一些重要的传统观念不知所出，甚至连中国古代几个主要的学派都分不清楚。因此，在小石师的指导下，我学习过《说文解字》和甲骨、金文，也读了《左传》等几部经典。这些对我后来的发展确有很大的帮助。 小石师为楚辞名家。我在大学四年级时听他上文学史课，学习比较认真，为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1959年当研究生时重听此课，产生了一些新见。当时想作神话方面的学位论文，正在读《山海经》等著作，但系里因工作需要，叫我立即中辍学业，去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想到日后怕难再回到先秦文学上来，遂抓紧时间，写下了《九歌新考》的初稿。书中的论点，很多地方发挥师说而成。小石师读书神悟，而不轻于著述，他往往只提出一种看法，而不作详细的论证。我在他的启示下，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形成一些论点，自信前人从未提出过。从目下学界的情况来看，日后怕也很少有人会形成同样的观点。这是我秉承师训，从先秦学术入门，写成的**部书，因而一直敝帚自珍。 《〈韩非子〉札记》的写作纯出偶然。“文化大革命”中沦为贱民，一直荒废年华，后因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接受了编写法家著作《韩非子新注》的任务，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才被吸收进编写组中。趁此机会，我熟读此书，并对先秦诸子也涉猎了一番。自觉对先秦学术加深了认识，读古书的能力也大为提高。在此期间，我还读了不少清人的笔记，想到也可采用这种方式对《韩非子》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阐发，因以《〈韩非子〉札记》为名，编辑成册。这种写作方式比较活泼，内容不拘，只要有点滴心得，即可铺写成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论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见，抑或目录、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渗透。后来我把个人坚持的这一治学特点称为综合研究。目下学术界分工过细，文、史、哲泾渭分明，少见综合之作。或许我的这一《札记》在《韩非子》研究领域中别具一格，因此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获得了一些赞誉，拥有不少读者，还认识了一些同好。 1984年前后，我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约，写成《韩非》一书。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我将编写《韩非子校注》和《〈韩非子〉札记》时的一些心得体会分别写入，也可说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吧。其后我还为儿子周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韩非子选译》一书作了修改和加工，也花了不少时间。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这也可以说是“韩非子研究”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吧。 第二分册，内收《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出版）三种。 或许我还应对先秦学术再下些功夫，但形势不容，1959年改为助教，立即投入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的教学工作。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发生分裂，中国高举反对“苏修”的旗帜，要求肃清一切流毒。周扬号召建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才走红起来，《文心雕龙》一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我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罗根泽师因健康的原因已难再上讲台，系里这才让我临时应急，驱赶入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领域。 教过文学批评史的人都知道，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的学术加以特别的注意。鲁迅说过，中国到了这一时期才进入文学自觉的时代。其时产生过不少理论家，出现了好几种重要的理论著作。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是文学批评史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凡是讲授这一课程的教师必须先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学术中沉潜一番。对此我自不会例外。 我早期写成的几篇论文，如《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文赋〉写作年代新探》等，都是在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有所发现而取得的成果。1998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时，听到该地学者说，我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领域中作出的成绩还是不差的，但有的文章可不易看到。回南京后，就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商量，得到他们的支持，将我在这一时段内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出版了一本《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这次出《文集》，他们建议将《论丛》列为第二分册。于情于理，应该这么做。但我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从《文史探微》和《文史知新》两本论文集中抽出来的，如果列入《论丛》，也就要把两本论文集拆得七零八落，而我又很重视论文集的单独行世，因而*后还是放弃了《论丛》的编入。无法两全其美，只能舍彼求此，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决定。 为了显示我的发展历程，第二分册中收入了《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也收入了自60年代起即已开始草拟的《〈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后者为一份讲义，80年代也一直在使用，同学反映尚好，认为可以帮助自学。我不取目下讲授《文心雕龙》时竞采西方理论阐述中国固有文学理论体系的方法，而是力图再现《文心雕龙》的本来面貌，分清章节层次，掌握理论展开时的脉络，并注意骈文特有的表达方式。在读通原文的基础上，再作简要的阐发。我所追求的，是帮助同学读懂原文，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这样做，真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但我以为必须先作这一层读通原文的工作，才谈得上“研究”二字，否则，任你讲得天花乱坠，或许与刘勰的原意风马牛不相及。正像陈寅恪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所说的：“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应该把他下面的一句话变换一下，“此弊至今日之谈《龙》学而极矣”。 但在这种讲义中有一个问题难于解决。《文心雕龙》中的文字异文很多，如果加上校勘，虽能增加学术分量，但对刚入门的人来说似无必要。而且多歧亡羊，有时反而使人无所适从。因此，我在正文中每采择自以为可信的一种文字，而不再附加校勘记。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多次重印，韩国还有译本，台湾、香港和韩国还都出现盗版。此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许多大学都曾用作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次印入《文集》，用的是辽宁古籍出版社的版本。 第二分册中收入张骘《文士传》辑本一种，则是一种尝试。我总觉得，做辑佚工作，不光是搜集资料、进行排比的问题。如何将零乱残佚的文字编排有序，既能恢复原书的面貌，又能保存各种不同来源的文献的本来面目，这才有利于阅读与研究。因此，辑佚的人首先就得注意设计一种切合此书的体例。目下已有一些书的索引问世，比之前人，工作容易做得多了，但要完成一种佳制，也不容易。我经过这一番尝试，也知道了一些甘苦。此文首先发表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编的《古典文献研究》（1989—1990），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第三分册，内收《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文史知新》两本论文集。 《文史探微》收入了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一些论文，《文史知新》则收入了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的一些论文。前书收入论文十六篇，后书收入论文二十一篇。前书中的《柳珵〈刘幽求传〉钩沉》《唐语林原序目考辨》二文，后又移入《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所以《文史探微》之中现存十四篇。 这些论文，上起先秦，下至晚清，时间跨度很大，但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和清代。讨论的内容，主要为文学，但也不限于文学，时而涉及其他学科，因此均以“文史”命名。我在《文史探微》的《后记》中阐明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写作论文，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人采择某种西方的新理论，再拿古代的一些材料去印证，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有人从早期出版的一些著作或报章杂志中发掘论点，改头换面，以新的语气陈述，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有人综合各家之说，成为一种新说。有人在前人提供的材料之外再增加几条材料，也就成了一种新说。我秉性迂拙，写作论文时，总想提出一些新的论点，而不取取巧的态度。限于个人的条件，自知水平有限，但看到还有一些论点出于个人的独立思考，也就感到一丝快慰。这也可以说是不负所学吧。 这些论文，不少是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准备的。我因涉及的学术领域较广，时而应邀参加各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写作各种不同内容的论文，颇感应付为难。但我黾勉从事，坚持以文会友。我也不喜欢与人合作，因为单篇论文应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反映的是个人的独特体会，不太可能与人雷同。这两本书中的文字，没有一篇出于他人之手。 《文史知新》一书，原已送辽海出版社审读，且已列入出版计划。今为编辑《文集》，取回原稿。但对他们的盛情，还应表示感谢。 第四分册，内收《高適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诗仙李白之谜》（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11月出版）、《唐诗文献综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三种。 我自“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学习唐诗。之前忙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严格遵守计划经济下的教学秩序，从未进入其他教师负责的领域。那时天下大乱，清规戒律减少了不少。由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现，教师才获恩准可以阅读古书，尽管其时自置的书已悉数上缴，家中仅存雄文四卷，但我还是利用形势研究李白与杜甫的友人高適，写下了这部《高適年谱》。 我个人体会，研究唐代文学比较容易入门。因为有关的各种基本文献比较配套，不论从事考证，还是从事阐发，都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分门别类地供利用。一些基本的资料，如《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登科记考》等，前人已经作了很好的整理，写下了很好的著作。陈寅恪、岑仲勉等人也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西域文明的研究，也已取得不少成绩。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很多，左右采获，容易引起兴趣，也易产生成果。 写作《高適年谱》时，以为逢场作戏，只想留个记录，本无公开出版的非分之想。想不到“四人帮”垮台后，唐代文学立即进入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也为这本小小的著作而裹入了这股洪流。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定期举行年会，推动了唐代文学研究的发展。1990年主持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为了向大会献礼，我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并编写了一种《唐诗文献综述》的附件，这就逼着我对有关的各种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清理了一番。 “文献”这一概念内容宽泛得很，我在短短五万字的附件中，当然不可能介绍得很周全，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周全之说，因为在研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往往会用上很多事先意想不到的材料，但我对“文集”“史传”“小说”等十三类文献一一作了介绍，进行了分析，还是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知识，引导他们去入门。事后人们告知，这一“综述”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不论国内还是国外，一些讲授唐代文学的教师曾拿此文作为指导研究生的教材，取得较好的效果。 唐代诗人中，自以李白和杜甫的成就为大，研究的人也*多。我也喜欢读二人的诗，但从不敢谈什么“研究”。比起一些研究李白和杜甫的朋友来，对材料的掌握而言，自觉差得多了。但我性格中有喜奇猎异的一面，观察某一对象时总是首先着眼于他与众不同的地方。高適的特点是注重事功，因此《高適年谱》中的内容，主要是从军、参政、抗敌等经历。李白与众不同的地方太多了，无论是他的出生还是行事，都与其他唐代诗人不同，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这样的人物，犹如一团谜，难得明白他的真相，但却吸引人去钻研。我在阅读唐代历史时，也常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所吸引，李白在这些问题上引起的争论，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到了90年代，觉得有些谜团已可解开，一些论点逐渐酝酿成熟，也就先后写成了十篇研究论文，随后也就印行成册。因为《诗仙李白之谜》是在台湾出版的，大陆读者无法看到，常有人来询问，希望代为购买。实则这十篇文章绝大多数都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过，只是不易搜集全。这次收入《文集》，也就可以解决这一不该发生的难题。 此书保持我的一贯风格：文必己出，发人之所未发。我也像写《九歌新考》一样，决不走时下流行的模式。内如言及李白剔骨葬友乃受南蛮文化的影响，两次就婚相府乃受突厥文化的影响等说，自信前人从未说过。或许有些人会不相信这些论点，但我坚持己说，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李白的为人。当然，这一问题很复杂，还可多方面地探索，我将不断学习，拓展此说。 由上可知，《诗仙李白之谜》是从文化方面研究李白的一部著作，但与其他一些论证李白的释道信仰或特殊喜好等问题的著作不同。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李白大文化背景的著作吧。 第五分册：内收《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两种。 我自1981年起整理《唐语林》，陆续读了不少唐人笔记小说。1987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唐语林校证》时，附入了一种《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对《唐语林原序目》中提到的五十种书，以及羼入的其他几种书，一一作了介绍。 我在指导学生时，常叫他们作滚动式的研究。研究一个专题，搜集材料、分析问题时，要把想到的东西及时记下。写成一本著作，决不能把看到的、想到的悉数写入，前时记下的心得，有时会在日后的研究中起作用，往往会滚雪球似地形成另一种新说，从而产生另一著作。这样不断滚动，涉及的东西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也就可能成为这一新的开拓的领域中实力雄厚的学者，并有可能形成自己的体系。 我在整理好《韩非子校注》后，完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同样，我在整理好《唐语林校证》之后，完成了《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考索》即是在整理《唐语林》时所积累下的材料上写成的。 《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中提到的作者，限于篇幅，未能多所介绍；提到的书，未能多所考证。写成专题论文后，也就可以畅所欲言。如《卢言考》一文，对《卢氏杂说》的作者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并放在牛李党争的背景下加以透视。由于唐人笔记小说的作者中名人不多，有些作者，有些著作，很难发掘出什么材料。组织成文，往往显得单薄。收入此书的，还算是比较知名的人物和比较重要的著作。由于材料的发掘永无止境，有的文章不得不多次改写，如《赵璘考》，比起原先发表于黄永年先生主编的《古代文献研究集林》**集中的那一篇来，《考索》中的文字就要丰富一些。 《考索》中的内容，也已有了新的开拓，不限于《唐语林》中提到的五十种书。内如对卢肇生平的考证，《酉阳杂俎》一书的成书过程，都是前时未曾作过研究的新题目。 唐人笔记小说的研究，随后一直在拖拖拉拉地进行。因为指导学生，为会议提交论文，*近还写了一篇《唐代笔记小说的材料来源》，加入《考索》之中。有些文章中新增入的内容，或用附件的方式补入。 当年写作《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也花了一番心血，因为这类文字学术界还不多见，因而也曾得到过一些鼓励。这次编辑《文集》，自然想到要把这组文字收入。但复看此文，却又发现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因为该文原是为帮助读者阅读《唐语林》而写作的，所举的例子，都出于该书，如果不与《唐语林》并读，就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我又不愿让这组提要中的一些浅见遽而遗弃，因而决心加以扩大，重行写作，成为另一种篇幅较大的书。这样对介绍的对象也就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唐语林原序目》中一些无法确知的著作，对后代几无影响的笔记小说，也就不再列入;而一些对后代深有影响的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南部新书》等，则必须添入。因此，《唐代笔记小说叙录》的内容比之前者固已扩大，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可能也要实用一些。 目下研究唐人小说的风气已趋兴盛，不时有水平很高的研究著作发表。我当然也一一加以参考。但我写作《唐代笔记小说叙录》的目的与时人颇不相同。他们往往是从研究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着眼，*后的归宿在于论证唐代这一时段的小说取得了哪些成绩。我的目的是在为爱好文史之学的读者提供一种便用的书目。希望当代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中的材料外，也要注意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因此，我所介绍的笔记小说，除唐人之作外，还有不少五代十国时人的作品，甚至还有像《唐语林》这样集纳唐人现成材料的宋人著作。我为“唐代笔记小说”作的“叙录”，是向研究唐代文史的人郑重推荐五十七种笔记小说而作的介绍。 第六分册，内收《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二种。 我自进入80年代之后，开始写作一些有关近代学术的文章。到了80年代中期，杂志社常向中文系和个人约稿，也就写了一些纪念老师的回忆录和有关他们的传记。其时还为指导硕士研究生前言而开设了“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新课，从而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前辈学者的著作。先前因为工作的需要，读过一些清代学者的笔记，对他们的学术成就曾有一些了解，这时就很自然地勾出了一条线索，形成了若干近代学术发展历史的观点。 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受业于胡小石、汪辟疆、陈中凡、罗根泽诸先生，他们都是清末至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熟悉近代学术的源流演变。特别是胡、汪二师，接触过清末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缪荃孙、沈子培、陈散原、李瑞清等。他们有时讲些前朝掌故，也对年轻学子会有影响。 建国初期，学术界特别强调阶级分析，以小石师为代表的前中央大学教授，虽然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但在一些阶级观点鲜明的领导人心目中，都应算是封建学者，学风显然不合时宜。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真正跟他们学的人实际上是不多的。 我受胡小石师教导多年，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革命师生的讨伐，赐予“封建学者俘虏”的恶谥。而我之所以还能了解一些近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则得益于“逆历史潮流而动”，除认真上课外，还津津有味地听过一些民国初年清代遗老的轶闻。 1993年后，我应各界之请，继续写了几篇关于小石师和陈寅恪、朱东润等先生学术研究的文字，今一并编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因此，《文集》中的这一著作已可说是一种增订本了。 1997年时，北京三联书店打算出版一种《中国人文百年》的论文集，总结百年来中国人文科学领域内各学科发展历史的著作，约请各学科的专家分别撰写。古代文学这一领域，请我负责撰述。由于我在1997年下半年即去美国访问，1998年下半年又去台湾教书，回校后，教学繁忙，杂务丛集，无法做到沉思冥想，结撰成文。三联书店后来收到了一些稿子，据云不合他们原先的设想，因而撤销了这一计划，我也就此打住，草草收场。因而目下改名为《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这一本小书，核心部分只完成了“文学观”和“发展观”两大部分。日后若有馀暇，自当再读一些书，扩大篇幅，续写此篇。 第七分册，内收《无为集》一种。 以上各册收入的文章，大都属于所谓学术论文一类。但我还曾写过许多其他类型的文字，如自述写作心得的随笔，一些著作的序跋，对师辈的追忆，对某些问题的感想，无不寄寓着我的一份心思，似乎也有公之于世的价值。于是归为一集，公开出版。 此集取名为“无为”，其中寓意，我在序言中已有说明。“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古语，也是今日之我的写照。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碌碌无为”，而又东涂西抹，什么东西都写，这就有了“无不为”之意。比之前面几册中的文字，或许显得杂乱一些，但也反映了我学问中的一个方面，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味道可供咀嚼。 “写作一得”，实为“夫子自道”。考虑到我们这一辈人的经历极为奇特，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学术，思想斗争尖锐复杂，一个小知识分子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如何从事著述，或许也可为这一时段的中国学术史提供一些真实的写照。例如我在“评法批儒”时对参加法家著作《韩非子校注》编撰的一些回忆，当可作为离奇曲折的野史来读。 我把早年写作的三篇文章放在*后，寓有“慎终于始”之意。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干部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教师，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何以重回母校，原因很多，难以细说，但我工作三年之后发现自己原来属于语言上的低能，也是我回头继续学习的原因之一。但早年的历史毕竟值得留恋，也可为我存一记录。文中反映的内容，或许也有值得他人参考的地方。《禹鼎考释》一文，与学长谭优学兄合作写成，这在《文集》中是独一无二的仅有之例。早年伙伴，历经风雨，而友谊常青，值得珍惜。收入这一文字，还寄寓着两位白发门生对老师的一份情意。 我的另一些著作，如《唐语林校证》，主编的《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主持的《册府元龟》点校本等项，因与论述性的学术著作有别，不收入《文集》之中，这里也就不作介绍了。 以上我对旧文一一作了概括的介绍，也就是对个人的一生作了回顾。其中有辛苦，也有欢乐，真所谓欣慨交集。人生多艰，我自年轻时起就体弱多病，初中时，生中医所说的“流痰”，俗称“流痰不留命”，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自高中起接连生了八年肺病，家中为了治病，经济濒于崩溃，只是仰仗父母的慈爱，兄长的百般爱护，妹妹的悉心护侍，才能苟延一息。正当家庭在高利贷的压榨下急遽没落之时，国民党溃逃，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我这才有机会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还因此而养好了肺病。但个人发展的道路上仍然荆棘丛生，日趋严重的“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还有什么“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等歪理，老是让人晕头转向。十年动乱，把学术界扫成了一片荒漠。我的黄金时代，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被消磨殆尽。所幸历尽沧桑，“极左”思潮的危害暴露无遗，国人痛定思痛，这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假、大、空的学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的著作和文章，有了发表的机会。知识分子必须熬过“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对此我深有所感。 时代丕变，个人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自80年代起，不断出任行政要职，社会活动也急遽增加。会议多了，约稿多了，这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自知写得太多，读的太少，难有新的提高和突破，但形势如此，也只能随着时代的洪流前进。况且年过半百，承上启下，应该挑起振兴本学科的重任。这样忙忙碌碌过了一二十年，转眼已是白头。江苏古籍出版社嘱我编纂《文集》之时，已届古稀之年。人生实难，在备历艰辛之后作一小结，也可作为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驻足之点。对个人来说，具有永久性的纪念意义。 但我献出此书时，仍有忐忑不安之意，生怕文中留下不应有的错误，贻害读者。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自当从事学术研究，进行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也才算是为提高国家整体的文化水平尽到了应有的责任。但我工作上变化太多，常是精力分散，从事著述时，准备工作不足，仓促上阵，难免不生错误。因此，我在文章完成后，总想请人看看，尽可能地减少一些错误。《文集》中附入了几张稿纸，保留着小石师和孙望、洪诚、程千帆诸先生在上面批改的文字。我从取回文章时起，就感受到了这些文字中包含着的温情，正是他们的指导，帮助我一步步提高了学识。今日附入拙稿，也想以此作为对他们的一种纪念。 学识的提高永无止境。平时翻看旧稿，总是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下，这次出版《文集》，自然改掉了一些原先的错误。假如参考了他人的意见，有所修改，则用附注的方式提示。 庄子曾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实为哲人的睿智之言。这七册文集，无异大海中的一滴水珠。但古训中也有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之说，只要自己的这一滴水珠能够融入知识的海洋，也就不虚此生了。目下年事日高，而健康尚可，社会事务日益解脱，自当利用大好时光，多读些书，再作思考，为《文集》的补益拓展而继续奋斗。—九歌新考目录—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