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形塑中国电视剧内容的力量

一、价值取向：比讲述故事更重要的是价值观 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在民间说书、戏剧、曲艺等艺术样式中，那些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特别重视“道”和“义”两大主题，这是备受古人推崇的人格追求和行动原则，也可以类比为那个时代文化意义上“主旋律”。所以，贾樟柯曾认为“戏”是过去的流行文化，其中包含了可贵的古代精神。而“剧”作为今天大行其道的流行文化，无疑更应该蕴含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准则。无论古今，栩栩如生的故事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没有生硬说教色彩的价值观、正能量，都是艺术力量彰显教化社会、感染人们的作用所在。从心理学层面上讲，看好人好事和人类善举，能够使观众大脑中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达到峰值，让人产生“温暖”的感觉，幸福感也会提升。人们喜欢听故事看影视剧，实际看的是价值观和价值观念间的冲突、建立和失落。价值观能够提升故事的精彩与深刻度，使之超越平庸与肤浅。反之，一个逻辑混乱的故事，其价值观必然是碎片化的。艺术的娱乐性*有意义的价值，恰恰在于讲述有真正价值观的好故事。 电视剧艺术是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艺术形态，但多数作品缺乏拥有可贵价值观的古代精神，也缺乏现代价值的理性追求。正因如此，一些严肃创作的古装历史剧才成为人们重温文化传统的经典之作，比如《雍正王朝》结尾，雍正为江山社稷决定赐死三子弘时时说：“人有五伦，父子有亲， 91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做人的一面镜子。你照照你自己，可有一伦半伦？”这样的“价值观”于今仍醍醐灌顶，主创者向观众传达了可贵的人格追求。 价值观有多重要？一位“80后”网友这样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到现在还记得《新华字典》1998年修订本中有一句话：‘小花考上了北京大学；小红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么朴实的话，现在读起来让人感慨万分，这大概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情怀吧。”a其实，这段话说的就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也就是价值观。不只是 “80后”，“60后”“70后”所受的教育也基本是“五讲四美三热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具有励志内涵的美育教育，提倡纯粹而有崇高情怀的理想追求。 2017年7月，作家刘震云以校友代表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肺腑之言《我们民族*缺的就是笨人》、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的大学毕业生讲话《吃亏就是占便宜》，以及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受邀在儿子中学毕业典礼上所做的演讲《我祝你不幸并痛苦》受到普遍关注。三则中外毕业致辞之所以引起社会反响，恐怕就在于它们不同于以往充满祝福和温暖却已成油滑套路独不见情怀的“心灵鸡汤文”，正能量和主旋律绝非高大全或甜言蜜语，而是教育学子步入社会后做人老实本分、做事恪尽职守、勇于进取、不找寻成功捷径、不回避挫折困苦，放弃那些父辈荫庇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意识中普遍存在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优越感，真正在“吃亏”“不公正”“孤独”“霉运”的历练中感悟人生真谛，这也就是刘震云所呼唤的下苦功夫的“笨人”，或者说专注于“把事情做好”的“匠人”，这都是时代珍稀的价值取向，也是对遍布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精致利己主义危害的良善劝诫。 然而，大量影视剧中提供的理想和青春伤痛大多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 功利主义有关，几乎与“崇高”的精神指向无关，充斥着嫌贫爱富、阶层歧视、社会偏见等种种世俗功利的标准。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留二代、时髦青年、小镇青年、外来打工仔、农民工、城市移民等身份标签，无不围绕“财富与权力”“阶层与地位”划分，将理想、幸福与事业有成挂钩，*低标准就是在大城市扎根和有钱有房有车。 故事中蕴含的“价值观”，寄寓着一个民族原始质朴的道德理念，比如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主张的“道德的抽象继承论”，那些亘古不变永续流传的真理、崇高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是奠定作品艺术品位的基础。谈到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把握世界和人生的*高境界，中西方在哲学、美学、文学上的“超功利性”认识比较主流，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从老子、孔子到朱光潜、宗白华都如此，康德从主观性出发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包含审美的非功利性特征。 中国之大不仅在疆域，也在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的定位。齐鲁文化彰显的中国文化的两个要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齐文化炫智，鲁文化守礼”。但中国家庭伦理剧中几乎离不开“为老不尊”的霸道长辈形象，如《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新女婿时代》《AA制生活》《老妈的三国时代》《天真遇到现实》等，其中，以戏剧冲突架构的“闹剧”无不将亲情和人情物质化，指向人性阴暗面或封建糟粕，缺乏应有的艺术水准。同时，人物塑造普遍缺乏“健全的个人”，或者有“公民意识”的形象。胡适早在1918年就明确提出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境界，至今在现代电视剧中仍十分匮乏，多是精致利己的个人主义。比如青春题材的电视剧， “励志”的旗号大于叙事，常识基础上的成长故事停留在低幼水平，而“成长”并非年龄物理意义上的增长，只有建立在道德完善、素质提升、涵养锻造基础上，才是值得称道的“人格健全”意义上的进步，具备积极的价值取向。 对“成功”的功利化认知和生活中诗意的漠视，类似于“盖茨仰慕症”“低俗病”“小时代”式的价值观，都是“伪文化”，存在价值观引导上的误区。 中国电视剧创作中，普遍缺少一种对价值常识、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等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建构，基本是“设置一个总的戏剧纠葛”，却对“一个毫不含糊的主体道德观”视而不见a，而后者常常能够弥补故事情节或 事件在剧情衔接上的逻辑不足。家庭伦理剧被诟病多年，但始终没有大的改观和突破，有闹剧没有家庭伦理道德约束，过度编织奇葩的人和事，多是人为设置的“突转”，以不由分说的方式推进剧情，但缺乏文化积淀和现实逻辑的叙 事，很难有可取的价值导向。 以《嘿，孩子》（2016）为例，剧中方家的3个儿女都太“奇葩”，他们过于折腾的生活给人以不务正业的错觉。以“出事”为代价，去设计“没有一个孩子让人省心”的结构剧情方式，浅薄虚假。事实上，中国现实题材家庭伦理剧，一直存在过度胡编滥造故事的倾向，由于偏重“戏剧性”地推进剧情，产生了“不作不会死”的胡闹感。其间虽也不乏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痛楚，但整体的艺术失真，淹没了宝贵的细节闪光点，变成事实上的瑕太多而掩瑜的框架。《嘿，孩子》的戏剧化处理时而用力太猛，时而过于调侃，为了吸引眼球而损害了生活本身精彩的戏剧化元素，属于典型的“奇葩叙事”风格，即以一种异于生活逻辑的变态方式设计情节和人物，从问题三观或缺乏普遍性的扭曲人格展开戏剧冲突，故事间或恢复生活常态回归人生本质，但主体是人物夸张变形和剧情过度渲染，令人接受违背常理的变化，*后却以大团圆的完满结局进行机巧的庸俗处置。这种创作方法过于情绪化和异想天开，如同新闻发布的“标题党”做派，对源于生活的素材进行“断章取义”“夸大事实”“无中生有”“偷换概念”的过度编织，在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的混战中，以重口味迎合市民“看热闹”的从众心理。《老牛家的战争》《我的儿子是奇葩》《老公们的私房钱》等剧莫不如此。 泛娱乐化时代，当宏大叙事和“假大空”人物塑造模式被“解构”后，中国电视剧还没有及时完成关于“现代精神要素”艺术想象的整合，就迅速被“小时代”的物质追求填满。这种创作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心理，但精神格局不免狭小，有娱乐无文化。所谓一流编剧写价值观、写精神、写人， 二流编剧写故事、靠小技巧取胜，三流编剧只能胡编臆造，不会触及现实真正的痛点。“电视剧”这一艺术样式与电影*大的不同在于有足够的容量展现“发挥细节的优势”，它与电影的结构、叙事模式相比，合理性、逻辑性、生活性、趣味性等尤为重要，这也是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更强调教化效果和社会效益的原因所在。同样是人物塑造，影视表达方式不同，但共通的是人物成功了故事就成功了，如同毛尖评价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各种类型的角色：人有人样，仙有仙样，小鬼亦有小鬼样。 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很多电视剧编剧普遍缺乏沉入生活体验和思考的“笨功夫”，基本是浮夸变形的形象居多，在情节上也存在“神转折”的随意性，常常是设置几个分别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奇葩”人物编故事。比如《咱们结婚吧》（2016），从开播就因作为故事核心人物的三个闺蜜 “非正常”的状态而备受争议：潘芝芝，一个麻辣爽快、事业有成的呼风唤雨型女老板，因不慎成为第三者导致别人家庭破裂而愧疚地与有情人分手，却被拔高地处理成先后两次成全了闺蜜爱情的仗义女汉子；蔡春妮，丽质天成，酷爱写作，隐瞒非婚生育过往嫁入豪门，成为阔太却在婆婆的颐指气使中过着使唤丫头的日子；林笑笑，明知怀了患有遗传性癫痫的宝宝，却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强行生子，偏执有余理性不足，但却被肯定为集伟大母爱、忠于友情、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为一身，不乏理想主义色彩的知性女。此外，还有康家出身平凡却装文雅的野蛮婆婆，理直气壮地甘做“第三者”的大小姐康兰。三个闺蜜与康家兄妹、简放、时光、黄绍光等纠缠不清的关系和情节有过度编织之嫌，尽管导演刘江认为这是“戏剧先行”的创作理念，但正如网友点评的那样：“这伙人简直是奇葩大集合。” “强戏剧冲突”一定程度上会让剧情跌宕起伏，人物设置上代表三种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极致处理，也能拓宽剧情的社会覆盖面，但“过犹不及”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蔡春妮的婆婆康母被演绎成暴发户般的颐指气使，毫无长辈风范，其实是过度处理的结果，与现实生活比较脱节，正像很多家庭伦理剧反映了时代的家庭结构变化，却没有触及本质一样。该剧的吸引力在于号称“三剑客”的闺蜜彼此间侠肝义胆般的“友情”和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创作者通过她们传达了符合现代女性的理智立场。她们称得上是“中国好闺蜜”，奉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纯粹友情，以及胜过两性关系的美好想象，修正了通常意义上“防偷防盗防闺蜜”的故事套路，结局的理想主义色彩暴露了创作者以正能量收场的强行感染意图。 消费时代关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实表现，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与猎奇导向的“话题剧”不可同日而语。从《奋斗》到《欢乐颂》的十年间折射出的不同时代精神看，后者更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残酷，因为表达出了现实的 “命运交响曲”，而不只是玫瑰色的轻飘飘的梦。曲筱绡的好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安迪那般具备职业精神的女强人特质是时代女性的梦想，樊胜美的家庭困境与她达成欲望之间的纠结体现了社会转型中的阶层分化，更多的人则是勤勉踏实的关雎尔和横冲直撞中奋斗的邱莹莹。虽然该剧的植入广告让其“写实”意味大打折扣，但在心理层面上再现了丰富的社会阶层意识，以及荆棘遍布的生活中接受现实并改变的勇气。这与很多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对消费社会生活方式暗含拜物拜金意识和庸俗成功学的价值观传播有所区别，“造梦者”呈现人间烟火气的欲望写真，也是一种人本立场。 文化消费浪潮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是另一个让人忧虑的话题，它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质疑、调侃甚至诋毁雷锋、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的现象，都说明了年轻一代对历史文化的淡漠无知。2018年5月1日正式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正是以立法的形式来保证民族历史和英雄烈士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有辱斯文、亵渎神圣、歪曲英雄则践踏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电视剧产业化不能以失去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为代价。戏说历史、臆想场景、恶搞古人、亵渎文化的电视剧和大量的 “同人创作”，与时代泛起的审丑倾向和趣味低俗关系密切。“粉丝经济”的不良倾向之一是将消费者变成纯粹为偶像买单的对象，无关作品艺术品质，偶像出演，对大众能起到心理学上“美貌催眠”的作用，是一种“情感按摩”，迷幻大众的选择认同，其结果是无良商人坐收渔翁之利。 从另一方面看，如何提取历史事件，如何选择文化再现视点，表达何种思想主题，是衡量创作者创作素养高下的标准，历史题材创作首先要解决历史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四大文学名著在新世纪翻拍所产生的问题争议，归根结底都是因过分取悦观众、重视觉和颜值，故而失去了价值再开掘的魅力。*可悲的事实是，在中国电视剧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时代，诞生过经典的86版《西游记》，相反，当资本绑架产业后却讲不好故事，甚至失去了基本的文化叙事能力。2016年在“不差钱”和“颜值”当道的仙剑、玄幻、魔幻剧的创作中，以《幻城》《九州天空城》为代表的“美瞳”、白发、羽饰等剧，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气质模仿《指环王》，俨然网页游戏的动漫风格，令中国故事产生了文化违和感，在“四不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历史虚无走向文化失觉。 如果说英剧《神探夏洛克》正像域外评论家所言“可以视作对柯南·道尔维多利亚时代作品的同人创作”，而中国偶像剧则在“穿越”历史和文化后，变成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原味尽失又创意匮乏。比如《武神赵子龙》远离了名著的历史氛围、群众基础，拍成一部“四不像”：既非原著改编，又非历史正剧的青春演绎，也非硬桥硬马的武打片，一众自带粉丝的韩国演员出演，彻底让一个中国故事变成“中文配音的韩剧”。韩剧对中国电视剧创作产生的影响多是表面的形式，比如偶像、颜值、服装和情节套路等，随着韩剧《太阳的后裔》的热播，宋仲基饰演的身着制服帅气逼人的军人形象受到女性观众的追捧。于是，周播剧《老九门》和电视剧《胭脂》《双刺》《麻雀》中纷纷出现了比较西化的“制服控”设计倾向，一味迎合流行文化的现代时尚而失去民族风格，凸显了历史虚无主义扩大化的趋势。 电视剧作为受众资源*广的文艺样式，决定了其在追求娱乐价值和收视率、点击率的同时，必须承载有文化含量的价值观和时代主旋律，传播民族文化的健康趣味，反映一切有助于让人们和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谐的精神品质， 改良社会风气。比如，古装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司马懿教导曹丕：“只争对错，不争输赢。”这种价值观引导用心良苦。 中国不认同“普世价值观”的提法，关键在于其根基是“西式民主”和 背后的“上层阶级”，即C. 赖特·米尔斯指出的操纵政府机器的掌门人，包括军界的实力领袖、位高权重的政客和大公司富豪形成的三种“权力精英”阶层—主导的“寡头政治”代表的是“超级经理人”的利益，普通人“从洗碗工到百万富翁”的美国梦只能停留在“白日做梦”。相反，追求一种个人精神的升华、一种知行合一的准则，却是具有“哲学意义”的价值理性。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和历史经验，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对普通人而言，“爱国主义”是民族灵魂深处的质朴情感，而真实历史中蕴含的朴素价值观则是民族身份的文化基因。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动 画片带给人们的美好、纯良、简单，强大得足以影响一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的人生一样。出生于1983年的广告创意设计师杜可，将记忆中的中外经典动画形象进行借鉴性创新，以一组“改写童年”漫画风靡社交媒体，这正是“经典的意义”，也才会引发“普遍的共鸣”。这组漫画中有西游记师徒、葫芦娃、黑猫警长、海绵宝宝、钢铁侠、蜘蛛侠等等，从中可以感受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云芳爸爸那条带有鲜明时代印记—多条毛巾拼接还带有厂商名字—“毛巾裤衩”的启发，也看到了美国《猫和老鼠》中老鼠戏弄猫的反转设置，是迥异于中国的《黑猫警长》中猫鼠秩序化设置的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思考。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的艺术作品，折射的是不同的价值观， 毫无疑问，每一个“自我”都是文化的“个体”。这是中国社会自2014年后重新提出并繁复地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在一个文化全球流动、价值多元混乱、社会转型过渡的特殊时期，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民族内涵有着深刻的时代价值。 学者陈来在著作《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指出，中国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有别于西方的四个基本层面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这种文化自觉的意识应该贯穿在艺术创作中。媒介狂欢和娱乐至死的时代，当“看视频”成为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时，电视剧中所传达出的贫富观、成功学、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对正在长身体、长知识、三观未成的年轻人来说至关重要。不是任何书籍都“开卷有益”，也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可以提供健康的、审美的、有益的精神食粮，青少年时代接受崇高、信仰、理想的精品洗礼将受益终身。孔子的贫富论、蔡元培“宏、约、深、美”的四字读书法和“五育”等通过阅读经典获知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教诲，都不得不让人正视电视剧在意义和价值上的传播影响力。 在电视剧播出经常是一地鸡毛般的吐槽声浪中，反倒是一些老剧如《雍正王朝》《亮剑》在非黄金时段、剧情无删减地再三重播，获得一致好评。经典老剧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皆阳刚正向的弘毅启智主题、正剧叙事、逻辑剧 情、还原历史质感的化服道和老演员精湛的演技，安抚了观众的失望情绪。 老剧复播有填补内容不足和时事需要等多方面原因，但观众复看老剧的“怀旧”心理，则含有对当下现状的抗拒，老剧复播屡获好评则体现了经典经久耐看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