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游牧人”冯苓植

话说《虬龙爪》 江曾培 冯苓植的《虬龙爪》，始发于《小说界》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当我**次捧读原稿时，就为这篇特色鲜明、寓意深刻的小说所吸引、所激动。我当即以编者的名义，信笔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向读者推荐本期头条作品《虬龙爪》。作者冯苓植以善于写动物著名，但其指归在于人。《虬》文写的是鸟，是养鸟者社会的纷纷攘攘。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一个新的特殊“世界”。在以生动的笔触表现它时，又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既富情趣，又富理趣。 鸟攀高枝，人也攀高枝，但那枝“虬龙爪”到底由谁攀上去，怎样攀上去，世态纷呈，令人回味。冯苓植过去写骆驼、写鸟，多系内蒙古的事，飘散着草原气息，《虬》文则是写北京人的养鸟生涯，洋溢着股浓郁的市井味。它迹近《烟壶》这类作品的风情，但它写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北京城的风土人情，别有韵致，很值得一读。 刊物出版后，我再读《虬龙爪》，发觉我说它“是写北京人的养鸟生涯”，错了。它创作的原型，仍是塞外一座古城，只不过当年乾隆皇帝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市时，是以老北京为模子的。“老北京的小玩艺儿： 遛个马，架个鹰，逗个蛐蛐儿，玩个鸟儿，绝对不能少。”即使连说话，那里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味儿。我大而化之看了一遍，未及细读，凭印象与感受写了介绍，以至铸成这个错。我觉得对作者与读者欠下点什么。不久，我遇到冯苓植，作了说明，他宽容地笑笑。现在，我借这个机会也挑明这一点，向读者“还债”。虽然，这几年间我与一些读者讨论过《虬龙爪》，他们表示并未受我这一介绍所惑。因为仔细读一读《虬》文，就能清楚地看出它写的不是北京，而是具有浓郁北京味的另一个城市；同时肯定我在介绍中对此文总的印象与感受还是正确的。但我以为，无论如何，这总是编辑工作上的欠缺。在检讨了“欠缺”以后，我愿对我的总的感受与把握稍加发挥。 我说，在《虬龙爪》里，“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了一个新的特殊‘世界’”。——这就是一个过去还很少被别人表现过的“养鸟者社会”。在这里，作者浓笔重墨地写了人与鸟的关系。鸟，是一种自然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把自然当作劳动生产的对象，此系实用的关系；一是把它当作休息娱乐、怡情悦性的对象，此系审美的关系。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过：“在认识领域里，例如植物，动物，矿石，空气，光线之类组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时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时而作为艺术的对象……”当然，这两个“对象”不是分割的，因而自然物对人类来说，往往既是实用的，也是审美的。特别是在人类的幼年，美与善几乎是不分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认为美的标准是实用。“任何一件东西如果把它能很好地实现它在功用方面的目的，它就同时是善的又是美的。”因此，在狩猎时代，人们多用动物装饰。有的拔掉自己的上门牙，以便和反刍动物相像；有的则锉短自己的上门牙，以便和肉食的野兽相像。到了农耕时代，发现了植物的用途，人类才有植物装饰，妇女才以花来打扮自己。那些对人类生活没有实际功用的自然现象，如狂风、暴雨，在当时决不能成为审美对象。这种美善不分的情况，随着人类劳动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开始从自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了改变。人们可以逐步地离开实用的观点，用审美的观点看待自然，于是，许多既不能解饥、又不能御寒，对人类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的自然现象，也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艺术对象。即使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狂风暴雨，像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被描写为“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也成了一种美。当然，在这种审美观照中，寄托和抒发着人们在生活中的感受，仍然包含着一种曲折而间接的“功用”。把美与善完全割裂开来，也是不妥的，但这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毕竟不是那种狭隘的、直接的实用关系了。由此来考察人们所以养鸟，是基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满足一种审美、娱乐的需要，而非实用的需要。《虬》文中交代，爱鸟者养的鸟儿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看的——观赏鸟，偏重在欣赏鸟的毛色、身架、姿态；一类是听的——听口鸟，偏重于欣赏鸟的声音。养这两类鸟，都是为了娱人耳目，供人欣赏。此外，还有一类鸟，专来些杂耍特技表演称为杂耍鸟，它们虽然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但是养鸟者养鸟绝不是为了派这个用场，而是要它们以此“杂耍”一下，博大家一笑，因此，也还是审美娱乐作用。正因为这样，养鸟这一玩意，不可能产生于人类的茹毛饮血年代。当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还未解决，产生不出这样的需求，只有当生产有了剩余品，一部分人有钱、也有闲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历代的养鸟、玩鸟者，大多是遗老遗少。这不是说，这些遗老遗少的审美能力特别发达，而是因为他们不为衣食所迫，有着这方面的闲情逸致。尤其是清朝皇裔，养鸟成风。作品中的关老爷儿，在家资富有的时候，曾经以一溜大正房换来一只好鸟儿，三间偏西房换来一个乾隆年间的鸟罐儿，为的是养鸟其乐无穷，“才叫神仙过的日子呢”!当然，过去在那些为生活所困的劳动人民中间，也有养鸟玩鸟的。因为，再穷困的人，也有着精神生活的需求。对一些人来说，“玩玩鸟找个乐子，求个清静”，不失为一条好的门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左”风影响下，特别是在那个动乱年代，养鸟玩鸟的活动，被打上剥削阶级的印记，砍掉了。这是一种愚昧、野蛮、倒退。诚然，养鸟、玩鸟活动中可能滋生“玩物丧志”等不正确的东西，像关老爷当年那样，把养鸟、玩鸟看得“高于一切”，沉溺其中，应该予以纠正；然而，养鸟、玩鸟本身，毕竟有助于人们休息娱乐、怡情悦理、修身养性，它反射着人们在精神上、审美上、娱乐上的一种追求。我们倒脏水不可以把洗澡的孩子也倒掉。现在，由于国泰民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退休离休人员日益增多，有钱、有闲了，养鸟这一玩意，空前兴旺起来。在不少城市，养鸟、玩鸟者已经可以成为一“界”。冯苓植及时地发现了这样一个可以折射我们社会变动和前进情形的特殊“世界”，不能不说“独具慧眼”。 更可贵的，是冯苓植在这个本应成为审美、娱乐的“养鸟者社会”里，进而发现它呈现着“纷纷攘攘”的世俗利害，不应有的“实用”味过浓。说它是“实用”味，自然不是说养鸟者把养鸟来用于吃，用于滋补营养，而是指养鸟者通过鸟，在那里争“座位”。养鸟界热衷于“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鸟成为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一个砝码。这一风气也可以说“古已有之”，但于今尤烈。试看，主随鸟荣，谁的鸟有资格登上那株高高的虬龙爪，谁也随即身价百倍。于是，一些人蝇营狗苟，机关算尽。突出的是那位侯七，在宗二爷与关老爷之间挑拨离间，时而拉宗打关，时而拉关打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以他个人私利为中心，犹如“害群之马”，“把大伙的和睦给搅了”!宗二爷的表现貌似“正派”，实际上攀高欲烧得*凶。他所以能够大病再起，让百灵子把他的魂衔回来，也因为他的百灵子成了鸟类王国的“盟主”，站上了虬龙爪，一片恭维之声，使他“只觉得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流，刹那间传遍了全身。然后又汇聚在一起，直向心窝子涌去，一涌，两涌，猛地把堵塞的心眼儿全都涌开了窍”。因而，后来当他的鸟在虬龙爪上的地位动摇时，他又惊骇、痛苦得不能自已。关老爷养鸟、玩鸟，“曾经沧海难为水”，胸怀显得宽广些，但也不能忘怀“高枝”之荣，他的“老闺女”百灵子一死，也就把他*后一点精气神儿叼走了。这些，都说明养鸟的人，在鸟的身上，过多地沉溺于世俗的名利追求。养鸟、玩鸟，本应当把鸟当作娱乐的对象、审美的对象、艺术的对象，在观赏鸟的毛色、身架、姿态中，在欣赏鸟的叫声中，怡情悦性求得精神上的愉悦。养鸟者社会对功利应该有一种距离与超脱。现在它却没有这种超脱气，就更显得这是一个扭曲了的“特殊”世界了。 作者笔下的这个“特殊”世界，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我们今天养鸟界的不少人，确为名利所羁，“尘心未断”。有像侯七与宗二爷那样，退休前在工作岗位上未攀到“高枝”，希图退休后在养鸟社会中得到。有像市政协副主席辛白之那样，在工作上已经攀到“高枝”，但未雨绸缪，利用自己的权力，已把手伸到养鸟者社会，企图在离休后继续攀住另一个“主席”的“高枝”。这样的钻营、争夺、纷争，在现实生活中时有所闻。那些养鸟协会，养花、养鱼协会，还有什么书法协会、工艺协会等等，常常为排座次、争座次，闹得面红耳赤，恶语相向。因此，《虬龙爪》写鸟，写养鸟者社会，实际上是写人，写现实的社会。养鸟经寄寓着深刻的人生经。自然，这样的展示，会给读者带来一些遗憾。因为，鸟既然是作为“艺术的对象”进入养鸟界，养鸟界本应该成为一个审美的世界，过多地为名利、功利所羁，总是一种不调和的杂音，有损这个审美世界应有的超脱、和睦、舒坦、宁静的气氛。不过，这是对那个养鸟者社会的遗憾，不是对作品的遗憾。也许，作者正是想通过这一作品，引起人们的这种遗憾，从而促进生活中这种遗憾的消失，以便今后在描写养鸟界的作品中，能主要从审美角度楔入，更多地表现人在养鸟、玩鸟中审美心理的发展、变化。我想，我的心大概与作者的心相通。因为，作者两次写到，要砍掉那“惹是生非”的虬龙爪。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要在这审美王国里，砍掉那争名夺利的功利观。抛开这种狭隘的功利观，养鸟者社会才能进入一种求美、求乐的新境界。这将是人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 这就需要改革。不仅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应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的改革。 所以我说，“冯苓植以善于写动物著名，但其指归在于人”。 我说，《虬龙爪》“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既富情趣，又富理趣”。简言之，这是一篇趣味盎然的作品。如果说，前面谈到的养鸟经中寄寓着人生经，赋予它以耐读性；那么，充满理趣、情趣的作品，则给它带来了可读性。趣味性，是实现文艺审美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缺乏趣味的味同嚼蜡的作品，是难以称为好的文学作品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就说过：“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它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现在一些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强化“益处”，这自然是对的；但如果以弱化“乐趣”为代价，则会使文艺之舟倾斜。《虬龙爪》不然，它“熔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使你不是像读那些干瘪的、枯燥的、说教的作品那样，很吃力地皱着眉头在读，而是轻松地带着会心的微笑在读，从中既得到“快感”，又得到“帮助”。 这种趣味性，首先来自那些丰富而有趣的养鸟知识。有同志说：“少了养鸟经，还有冯苓植的《虬龙爪》吗?”对!精通人情世故的作者，如果不了解“鸟情世故”也是写不出这一独特的《虬龙爪》的。作家只有“思想”，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然而，设若在文学作品中一味地堆砌与卖弄知识，又非但无趣，还会令人生烦。《虬龙爪》中的状鸟文字，好在大多是人的理性或情感的一种影照，充满理趣与情趣，因而鲜蹦乱跳地“活起来了”。有同志觉得《虬》文对人与鸟的感情相通，刻画得还不够，鸟有时似乎还只是鸟，不足以使我们感到“小妞子”“老闺女”也有与人们一样的感情，用像对待我们的同类的态度去对待它们。这自然是一种可以保留的看法。不过，我以为，对鸟与自然物的描写，不一定要求所有的文字都向人“直奔”，可以有些描写仅是一种趣味的渲染。作品中的动物彻底人格化，容易导致意念化，不一定是好事。 其次，它的趣味性，来自风趣、幽默的语言。冯苓植尚诙谐。记得一次闲谈时，谈到吃隔夜茶，过去认为会致癌，但*近一家报纸报道，说可以防癌。冯苓植开始不置一词，这时，他抖抖手中的香烟灰，缓缓地说：“再过一阵子，会说吃香烟能防癌。”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在《虬》文中，也常常以这种调侃、谐谑的语言展示人生，讽刺人生。如写“小妞子”和“老闺女”争雄时的养鸟者们心情：“好您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一枝虬龙爪能落得住两只好斗的鸟儿吗?”写“小妞子”遭到挫折时宗二爷的心理活动：“天哪!命运多舛，生不逢时!办公室里嫌老，虬龙爪旁嫌小!天灭我曹!天灭我曹!”……这些语言，既尖锐犀利，又妙趣横生。冯苓植有这样的本事，他内心藏着深广的爱与恨，喷薄欲出，但他并不疾行于色，溢于言表，而是以平淡的、从容的幽默语言道出，这是一种智者的成熟。也正是在这点上，显出《虬龙爪》有一种大家的气度。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来说，它像宗二爷那样“有功夫”，虽然欲火内炙，外表却十分平静、洒脱，而不像侯七那样浅薄，内内外外都那么猴急。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凡优秀的作品，总是会有智者的风趣与幽默的。 此外，《虬龙爪》的趣味性，还得力于张弛相间跌宕起伏的生动情节。有同志说它“非让人连贯一口气读完不可”。不要轻视这点。这是一种宝贵的艺术吸引力。只要情节的河床，是由情趣与理趣的水流灌注的，这就是一条上乘的文学之流。 我在编者的话中说，《虬龙爪》“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市井味。它迹近《烟壶》这类作品的风情，但它写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北京城的风土人情，别有韵致”。这点，我不想多说了。我只是强调一下，写风俗、民俗、风情，在目前的文学作品中，写过去的多，写农村的多，像《虬》文这样既是写当前的，又是写城市的，很少，弥足珍贵。通过这样的作品，“观风俗之盛衰”，无疑更能反映当前时代精神与时代风貌，更能促进文学与人民、与现实的联系。因此，我祝愿在民俗风味的小说中，多出现几枝“虬龙爪”。 《虬龙爪》自然也存在缺点与不足，但总的说来，这是当代的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在《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评委会上，斯群同志说，《虬》文是冯苓植迄今为止的一篇*好小说。它发表后，国内所有的小说选刊，以至《新华文摘》等刊物，都作了转载。台湾出版了一本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选，书名用的就是《虬龙爪》。这说明什么呢?“英雄所见略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选自《一个总编辑的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版） 本文作者：江曾培，著名出版家、文学评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