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女工手册

清洁女工手册 42路—皮德蒙特路。开往杰克·伦敦广场的慢车。女仆和老太太们。我坐在一位瞎眼老太太旁边。她正在读盲文，手指滑过书页，缓慢而无声地，一行接一行。越过她肩头看她读书，让人心生安慰。老太太在第二十九街下车。那里有块牌子，“盲人国货”，除“盲”字外，其他字均已脱落。 第二十九街也是我下车的站点，但我还得一路走到市中心，去兑现杰赛尔太太的支票。她要是再用支票付工钱，我就不干了。再说了，她从来都不给我坐车的零钱。上周我自己花了二十五美分大老远赶到银行，可她竟然忘了在支票上签名。她什么都忘，连自己生的病都记不得。我一边掸灰尘，一边替她收拾那些记着疾病名称的小纸条，放在桌子上。壁炉架上的一张纸上写着“上午十点，恶必”（笔误）。沥水板上的一张写着“腹泄”（笔误）。炉灶上那张，“头晕健忘”。她通常会忘记自己有没有服过安眠药，或是忘记自己已经从家里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我她有没有服药，她的红宝石戒指在哪里，等等。 她跟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事。我都快变得跟她一样疯癫絮叨了。我一直说我不干了，可我又为她难过。我是唯一会听她说话的人。她丈夫是位律师，打高尔夫球，有个情妇。我想这件事杰赛尔太太不知道，或者不记得。清洁女工什么都知道。 清洁女工确实偷东西。但并不是雇主担心我们会偷的东西。*后到手的都是些多余的玩意儿。我们才不要小烟灰缸里的零钱呢。 桥牌聚会上的某位女士造谣说，要想试探清洁女工是不是诚实，就在房间里随处放几个小玫瑰花苞烟灰缸，往里面留点零钱。我的应对方式是，经常在里面添几分钱的硬币，甚至添十美分的。 我一开工，就会立即弄清各类手表、戒指、绣金晚宴手包放在哪儿。之后等他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地跑进来，我只会淡淡地说：“在你枕头底下，在黄绿色马桶后面。”我真正偷过的只有安眠药，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我偷了一瓶香料岛牌芝麻。杰赛尔太太难得做饭，做饭只做芝麻鸡。菜谱贴在调料橱柜里面。另有备份放在存邮票和细绳的抽屉里，还有一份夹在她的通讯簿里。她每次订购鸡肉、酱油和雪利酒时，都要再订一瓶芝麻。她有十五瓶芝麻。现在是十四瓶。 在公交站，我坐在路缘上。另外三个女佣都是黑人，穿着白制服，在我身边站着。她们是老朋友，在乡村俱乐部路工作多年。一开始我们都很气愤，因为公交车早到了两分钟，我们没赶上。该死。司机知道我们这些女佣总在这里等车，而“42路—皮德蒙特路”车每小时只有一班。我抽烟，她们在比较战利品。她们顺手拿走的东西：指甲油、香水、卫生纸。人家送给她们的东西：不成对的耳环、二十个衣架、破胸罩。 （给清洁女工的建议：女主人给什么都收下，并表示感谢。你可以把那东西扔在公交车上，塞进座位缝里。） 我想融入谈话，便给她们看我那瓶芝麻。她们一阵爆笑。“哎呀，真是孩子气！芝麻？”她们问我怎么能在杰赛尔太太家干了这么久。大多数女工连三次都撑不下来。她们问我，她是不是真有一百四十双鞋。那倒没错，只可惜，那些鞋大多一模一样。 一小时愉快地过去。我们把每个人伺候过的女主人都评头论足一番。我们开怀大笑，但也不无怨恨。 大多数资历老的清洁女工不会轻易接纳我。打扫的活儿也不容易找，因为我是“受过教育的”。当然眼下别的工作也根本找不到。我学会了开门见山地告诉女雇主，我的酒鬼丈夫刚死，撇下我和四个孩子，我以前是全职妈妈，从没出来工作过之类的。 43路—沙特克—伯克利。写着“饱和广告”的长凳每天清早都被水浸得湿淋淋的。我向一个男人讨一根火柴，他给了我一包。“预防自杀”。是那种笨拙的设计，摩擦面在背面。小心点总没错。 街对面，洁净洗衣店的女人正在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她两边的人行道上都飘着垃圾和树叶。奥克兰正值秋天。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霍维茨家打扫完回来，洁净洗衣店门前又是满地的落叶和垃圾。我把换乘车票也丢在那儿了。我总是会拿着换乘车票。有时候我会把票给出去，但通常还是攥在手里。 特尔从前老取笑我，干吗总是攥着东西不放。“听着，玛姬·梅，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攥得住的。也许，只有我除外。” 晚上，在电报大道,我醒来，感觉他把一个康胜啤酒罐的拉环放进我掌心合住。他微笑着低头看我。他是一个年轻的牛仔，来自内布拉斯加。他不肯去看外国电影。我刚意识到那是因为他看字慢，跟不上。 特尔难得看书，每当他看书时，就会看一页撕一页，再扔掉。我回到家时，窗户总是敞着，或窗玻璃破了，书页满屋子飘荡盘旋，仿佛喜互惠超市停车场上的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