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哀之美:日本风物记

总    序

杂志的极限何在？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需要不断拓展边界。
中国传统媒体快速发展20余年，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普及，新媒体应运而生，使传统媒体面临转型及与 新媒体融合的挑战。这个时候，传统媒体《三联生活周刊》需要检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要研究如何保持生命力。
这本杂志的极限其实也是“他”的日常，是记者完成90%以上的内容生产。这有多不易，我们的同行，现在与未来，都可各自掂量。
这些日益成熟的创造力，下一个有待突破的边界在哪里？
新的方向，从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杂志，能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什么样的真问题？
有文化属性与思想含量的杂志，其重要的价值是“他”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在此导向之下，记者将他们各自寻找的答案，创造出一篇一篇的文章，刊发于杂志上。
其二，杂志设立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记者创造的内容？
杂志刊发是一个结果，也是这个过程的指向，《三联生活周刊》期待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内容，能够被称为知识。以此而论，文章发表在杂志上不是终点，这些文章能否发展成一本一本的书籍，才是检验。新的极限在此！挑战在此！
书籍才是杂志记者内容生产的归宿，这源自《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次自我发现。2005年，《三联生活周刊》的抗战胜利系列报道获得广泛关注。我们发现《三联生活周刊》所擅长的不是刊发的速度，而是内容的深度。这本杂志的基因是学术与出版，而非传媒。速度与深度是两条不同的赛道，深度追求，*终必将导向知识的生产。当然，这不是一个自发的结果，而是意识与使命的自我建构，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
生产知识，对于一本有着学术基因，同时内容主要由自己记者创造的杂志来说，似乎自然。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率的杂志内容选择、编辑的出版转换系统。但是，新媒体来临，杂志正在发生蜕变与升级。“他”能够持续并匹配这个新时代吗？
我们的“中读”APP，选择在内容的轨道上升级，研发出**款音频产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这是一条由杂志封面故事、图书、音频节目，再结集成书、视频的系列产品链，也是一条艰难的创新道路，所幸，我们走通了。此后，我们的音频课，基本遵循音频—图书联合产品的生产之道。很显然，所谓新媒体，不会也不应当拒绝升级的内容。由此，杂志自身的发展与演化，自然而协调地延伸至新媒体产品生产。这一过程结出的果实便是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与“中读”文丛。
杂志和中读的内容变成了一本本图书，它们是否就等同创造了知识呢？
这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人来检验，答案在未来……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李鸿谷

序一
熟悉又陌生的日本
我们似乎天然地认为日本的文化与我们很相似，位于奈良的日本国宝唐昭提寺由中国的鉴真和尚兴建，参观那里犹如回到盛唐。对日本文化、美学影响巨大的禅宗在平安时代末期由中国传入日本，在镰仓、室町时代兴盛起来。在中国的几个宋代文物展上，不断有人说，那些古物一望便知，是今日所见的日本美学的源头。
可是细究起来，中国与日本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以大为美，大山大水，大开大合，大团圆；日本人却以小为美，一头扎进琐碎里自得其乐，追求“小确幸”。我们强调对称性，以成双成对为好，日本人却有非对称性的“强迫症”，传说千利休在为茶庭铺设踏脚石时，以豆子撒地来确保石头分布的不规则性。日本人还以奇数为吉祥，连送礼的数量都要确保是奇数。中国人会想：为什么日本人陷入对非对称性的迷思呢？而百科全书式的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同样曾经在文章中发问：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对对 称性的偏好呢？
中国人在日本问路，写汉字比讲英文有用，一句话里总有几个字是双方都能明白的，就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们有互通的渊源。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日本是亚欧大陆东端的岛国，文明从西往东传到日本，再往东就掉进了太平洋。“黑船”打开日本国门之前，日本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又全面向欧美学习。
每一种外来文化都没有全然地改变日本，它们在这个岛国沉淀下来，形成了如今的日本文化。根据加藤周一的分析，这是日本文化具有双重构造的结果。在古代，日本贵族官僚受到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可大众却有自己的文化。佛像造型是国际化的，《万叶集》却是本土的。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科学、技术、工业化都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却一直是本民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面貌，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全面西方化。1964年，日本承办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又举办了大阪世博会、札幌冬奥会。人口向城市集中、东京地价飞涨，富裕的日本人在巴黎抢购LV（路易威登）就像在大卖场一样。日本人强大的购买力让欧美的奢侈品柜台配有日语导购。在日本人的度假胜地夏威夷，香奈儿开了美国**家独立门店，比纽约都早。
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副作用，环境污染、通勤距离长，每天上下班要经受地狱一般的拥挤。1970年到1972年，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做了关于国民生活的调查，结论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弊病日益激化，目前为止一直被歌颂的经济增长失去了国民的支持”。
1980年西友百货开发了一个“无品牌”的产品系列，创立者辻井乔回忆，这源于对当时充斥的追逐品牌之风气的厌倦。因此他的新系列产品只采用了单色的朴素包装，设计师田中一光认为，在一个包装过度、色彩过多的环境里，去掉多余的装饰和色彩很有新鲜感。这个品牌就是“无印良品”。
在经济形势变化和对消费方式的反思中，20世纪70年代日本兴起了“慢跑热”，90年代又从身体健康扩展到精神健康，兴起了“治愈热”。80年代日本的企业不断鼓吹“更高档”，终于在90年代让消费者十分疲惫，产生了追求“简约”的意识。而“简约”正是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
本来全心全意追逐欧美的日本，掉转了方向。日本的设计师们从70年代就开始从日本传统文化和审美里寻找灵感，NHK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日本居民“看到古寺、传统民居备感亲切”的人数比例持续增加。日本的传统文化，不仅有京都的贵族文化，还有乡土的、庶民的文化，地方工匠的传统工艺品、手工制品也同样在日本流行。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也观察到，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媒体，不约而同地推出日本历史、地方传统的特辑……
对我们来讲，日式生活的这些前因后果是否似曾相识呢？根据日本观光厅的数据，2015年前10个月，中国公民去日本旅行的游客比2014年同期增长100%，2014年前7个月比2013年同期增长90.8%。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人对日本的强烈兴趣。与欧美相比，日本对我们而言，是熟悉的陌生人。但显然，我们现在明确意识到了日本的“陌生”，而这正是那些陡增的数据里所蕴藏的、推动中国人到日本观光的内在动力。
《三联生活周刊》资深主笔 杨璐
序二
多元又个性的日本
从明治维新开启到2018年正好150周年，正是西方美学观念被引入日本的时间。经过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十字路口，日本先全面向西，然而*终没有入欧，也无法脱亚，优越感与劣等感并存，近年又走向了回归。福泽谕吉的现代化与夏目漱石的现代化不同。强调内心本位的夏目漱石越来越被知识界提到了前面。这两种现代化形成作用力的成果是：工业化与全面教育。
像不像中国？对日本进一步的观察，为中国今天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日本是全世界将传统保留得*好的国家，但同时它也带动了“断舍离”的风潮。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新鲜。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早就发现，日本人可以毫无怜惜地丢弃一切，什么也不需要就能生活得好好的。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址上安顿新事物；让新旧并行不悖，让不同的文化出现在同一时空。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住持，彼此之间没有大的冲突，好像早就心照不宣地商议好似的，婚礼在神社举办，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住持。
在这面精美无匹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许多触动人心的美景：正仓院的“唐物”让我想起敦煌的飞天，奥之细道的山水让我想起《诗经》。但吃饭时有一元硬币掉进缝隙，店员马上主动多给找一元；穿着不太合脚的拖鞋走路有些晃，旅馆经理追过来送上一双大一号的鞋。这些看似简单的表象——收纳、家居、便利店、美食和服务精神等——让我们的粗线条神经不断被触动。日本独有的细枝末节，是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传统与现代结合造就的产物。我们很容易在现代空间里，感受到来自过去的召唤。日本直到1870年才确立神道教的国家宗教地位。在此前提下，美学以宗教的名义，承担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多重角色。
让我惊讶的是即使在很小的地方，日本也没有放弃本地的一点点文化特色。我们去一个小镇看了“火祭”，去另一个小城看了烟火大会，数不清的图书馆、美术馆几乎不断有各种活动，再寥落的车站都会有清晰的信息指示，告诉你怎么玩。情绪和感性这些日本式的美学本源，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被强烈地感知到。一方面，物质和信息正在解放人，固定的人生模式被打破了，价值观被消解；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将美学当作了清凉药，在人与现代社会产生的问题中，试图做良性的尝试。将人与自然进行一元化的融合，是日本人对季节、风土、地理的依赖。
17世纪的江户（今东京）在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已经拥有百万人口，东京至今仍然是世界*大的城市之一。300年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消费文化。参勤交代制度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影响。
**，当时江户有一半人是这些隔年入住的大名和他们千人级别的随从，由此产生了大量消费。1673年江户有了明码实价不打折的越后屋，1884年英国才有了玛莎百货。消费城市从那时已经开始形成。
尽管没有经历过摧毁文化的战争，明治维新时代藩主被强制离开守地前往东京，大部分以政治为核心的建筑群迅速被损毁。今日日本四大国宝城之一的松本城，在进门处放置着浮雕纪念碑。松本城本来要被变卖给军队占用，是两个本地的小知识分子用尽家产将松本城买下来进行了保护。今天，这个地理位置很不方便的松本城，成了这座毫无特色的小城的唯一名片。
第二个影响是把日本碎片化的土地和交通路线串联起来，形成了今天市政和交通网络的基础。我曾探访日本北陆道、中山道、南海道、东海道，在太平洋和日本海之间穿梭，在日本的“屋脊”——中央山脉之间行进。这些道路开启了日本全国市场经济的增长，也将我们带到了许多小地方。日本人有句话说“乘坐新干线和出租车不是真正的旅行”。越是深入小地方，摒除旅游指南上的热门景点，在自然和人的交流中越能得到收获。
看日本的当代社会问题，也好像在看我们自己。升学考试、阶级固化、房价高涨、乡村情结、全职妈妈……想不出哪个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日本没有经历过的。傅高义所写的那个“日本**”的日本已经走到了尾声，过劳死和终身雇佣制的上班族已经老去，极低生育率的“宽松世代”才是现实。
但中国人对日本的好奇依然旺盛。日本的物，是引起“哀”的物，不是中国哲学里的物。18世纪本居宣长才开始将“物哀”概念化。自佛教传入以来的日本审美本身是朴素的。将“物哀”置换成“物心”的也是本居。“源学”又产生了“物纷”的概念，做好事也做坏事，增加了纷繁复杂的程度。情绪性和感受性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类文学的要素。和歌里简单的物象，俳句里瞬间的情感波动和即时的心理，其实根本没有情节。《源氏物语》虽然很长，但叙事很片段化。在大阪国立文乐剧场和金泽能乐美术馆，我看到了一些日本的经典剧目。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大部分在中国古代可能都难以流行，主人公大多形象复杂，又好又坏，事情因果也难以说清。
美学是日本对世界的贡献。尽管在形式上我们彼此熟悉、互相借鉴，终点却很不一致。日本人的意识是不断内化的。日本的茶道无论程序多么复杂，道具多么高雅，与时节的搭配多么合宜，都不仅是为了喝茶，而是愉悦地虚构喝茶的行为。一期一会，重视主客同座，将所有因素缩进同一个瞬间的造型。日式茶道精神的产生被视作“和汉分离”的*重要标志。分歧就浓缩在从信仰到生活的细节当中。我到日本的次数越多，越会认同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日本，但大都停留在观察介绍层面。
日本美术史**权威辻惟雄和我约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店，镰仓这几年成了旅游热门，厌倦大城市的中国游客也需要发现新的目的地。咖啡馆在一间寺庙门口，没想到冷僻的寺院里居然埋着我书包里的三位作者——铃木大拙、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如果能够出现既了解日本又了解中国的学者，才有可能把这两个国家文化的联系说清。”辻惟雄说，“这个人现在还没出现。”
2021年夏天，东京奥运会即将到来。而在对日本美学的采访与写作的几年里，中日文化之间正在出现新的现象。比如，在代表二次元文化的东京秋叶原街头，出现了中国的二次元动漫形象。国风、汉服、国潮所代表的年轻一代中国潮流文化，形成了更庞大的作用力。对于日本，无论是设计、传统还是生活美学，单纯的欣赏和亦步亦趋的模仿，已不能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需要，每年出版社对于日本史、思想学术的翻译和介绍也越来越多。审慎、扬弃的吸收和学习，大胆的创新，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引发我们对今天这个时代更内向化的思考。我曾将日本比作“镜子”，是微密观照。以今日中国人之视野与信心，尊重日本文化中的精华，培育人心与创造力。
因好奇而出发，*后得出的答案仍在自己身上。
《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笔 葛维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