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女皇: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北宋开宝元年（968）十二月初二日，开封府尹兼中书令赵光义的宠妾李氏，诞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赵光义对这个儿子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按照当时人的习惯做法，根据行辈，给新生儿取名赵德昌。[??长兄元佐长德昌三岁余，二哥元僖比德昌年长二岁余，虽然三人年龄差距不大，但德昌非嫡非长，*初并不受其父重视。赵光义即位后，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封元佐（当时名叫德崇）卫王、元僖（当时名叫德明）广平郡王。次年十月，宋太宗将五个儿子改名并同时封王，德昌改名元休，才得以首次封王。可见，宋太宗在诸子中明显更器重长子和次子。《宋史》卷6《真宗纪一》记载德昌出生前后的一些祥瑞之象，如：“乾德五年，五星从镇星聚奎。明年正月，后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这里的“后”指宋真宗生母李氏。这些描述，不过是赵恒（元休后改名为恒）登基称帝后的自我神化，与传统中神化帝王出身的做法并无二致，不足为据。
]此时的赵德昌，只是亲王的庶子，按常理，他未来*好的机会不过是继承父亲的王位成为亲王，皇位对于他实在太过遥远。
赵德昌出生后的次年正月初八日，在距离开封数千里之遥的益州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旧城东），一户刘姓贫寒人家诞生了个女孩，她就是日后的刘娥。[??刘娥的出生时间，现存宋代史料记载有分歧。根据《宋史·后妃传上》记载推算，刘娥生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而根据《宋会要辑稿·后妃》记载推算，刘娥生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由于缺乏更权威的记载，我们目前无法判断哪一个记载更准确，不过两种记载相差仅一年，对刘娥生平的叙述基本不构成影响。本书采用刘娥969年出生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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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昌和刘娥，二人一为王庶子，一为民间贫女，不仅地理上相距数千里，身份地位也不啻天壤之别。若干年后，二人的命运却有了交集，并且先后登上了北宋朝堂的权力之巅。
蜀地歌妓
刘娥出生后不久，父亲刘通便去世了，尚在襁褓中的她从小便被寄养在外祖父家。[??《宋史》卷242《后妃传上·章献明肃刘皇后》：“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
]依宋代风气，丈夫去世后，妻子可以带着孩子改嫁，比如范仲淹的母亲；亦可以留在夫家，抚养孩子长大成人（这期间可能得到来自夫家和娘家人的帮助），比如欧阳修的母亲；还可以带着孩子返回娘家，主要由娘家人帮忙抚养孩子长大。鉴于刘娥在外祖父家长大成人，如果其父去世时其母健在的话，极有可能是母亲带着刘娥返回娘家生活；如果那时刘娥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则说明刘通并无族亲，刘娥只能依靠外祖父一家生活。
刘娥外祖父的家境不详，想必应该属于社会下层。宋代的女乐，一般来自演艺世家，或者是穷人家的孩子迫于生计，从小被卖给艺人学习表演。刘娥长大后成为女乐，说明她的外祖父家或是艺人世家，或是家境过于贫寒，根本无力抚养刘娥，才使其走上乐人的道路。总之，刘娥外祖父家的社会地位肯定不高——在宋朝，虽然女乐并非如同倡优等贱民一样为人所不齿，但毕竟属于社会下层。[??比如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该书是司马光为修《资治通鉴》续篇而做的资料搜集汇编之作）中，提到刘娥早年的身份时，便称其为“倡妇”。详见《涑水记闻》卷6，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
]刘娥在表演方面有一定天赋，据说她善于击鼓，能够一边击鼓演奏一边歌唱表演。[??《宋史》卷242《后妃传上·章献明肃刘皇后》：“善播鼗。”据《因话录》记载：“鼗鼓，古乐也。今不言‘播鼗’而曰‘撚梢子’，世俗之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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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下层平民百姓，刘娥并没有多少谋生的手段，一直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像当时大多数宋人一样，刘娥十三岁左右便结婚了，嫁给了邻人银匠龚美。[??宋朝法定的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岁，女子十三岁。不过宋人讲究多子多福，希望能够早结婚早生子，因此，不排除有更小年龄结婚的情况。后文中提到龚美将刘娥卖入宋真宗（时为韩王）府邸时，她只有十四五岁，这说明刘娥极有可能在十三岁左右时就已经结婚了。本书中以下所有日期均为农历，人物的年龄均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计算，特此说明，不另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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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之初，蜀地尚处于后蜀政权的控制下。乾德三年（965），宋太祖派遣军队攻灭后蜀，因为战事太过顺利，征蜀的宋军将领滋生骄纵之心，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好善后事宜，反而激起当地兵变。一时间战火重燃，蜀地再遭兵燹，大批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刘娥成亲时，兵变早已被平定，但战乱带来的创伤仍未被抚平，蜀地人心浮动、经济凋敝。恶劣的大环境，更加重了这对年轻的贫苦夫妻的生活负担，迫于无奈，二人开始四处流浪谋生。乐人本来就是一种流动性职业，银匠也可以机动营业。于是每到一处，龚美便会支好摊位，替别人打造银器；刘娥则在街头卖艺，击鼓演唱来挣钱。二人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子过得十分辛苦。
一日，夫妻二人来到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长芦镇。刘娥在街头公开卖唱，其歌声引来了不少围观者，其中有位叫法灯的福建僧人。法灯善于相面识人，见刘娥不仅年轻貌美，而且面相不凡；再观刘娥的表演，见其鼓法娴熟优美、歌喉婉转，觉得她将来必成贵人，会有一番造化。于是，法灯便有心与之结交。
刘娥表演完毕，开始向现场观众收钱，法灯毫不吝啬地施以重金。刘娥见这位僧人出手如此阔绰，既好奇又感动，连忙向其致谢。法灯借机询问刘娥的生活情况，得知他们夫妻二人居无定所，流浪谋生，便建议刘娥道：“四处流浪风餐露宿，终非长久之计，你们既然有这等手艺，何不去京城碰碰运气？”
宋朝的京师开封府，是当时境内*繁华、*发达的城市。法灯的话引起了刘娥夫妇的兴趣，他们不禁跃跃欲试，想去开封碰碰运气。可惜一想到此地距离开封万水千山，一路上风餐露宿会十分辛苦，更重要的是，仅凭二人那点微薄的收入，恐怕根本无法支撑到开封。
听闻刘娥缺少盘缠，法灯当即慷慨解囊，赠以白银百两以为川资路费。刘娥夫妇喜出望外，对法灯千恩万谢。二人收拾停当，兴高采烈地前往开封谋前途去了。没想到的是，二人并没有凭借手艺在开封打拼出一番天地，反而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另一段灿烂的人生历程。
若干年后，已身为皇太后的刘娥想起法灯当年对自己的恩惠，屡屡派人召法灯入京相见。法灯对自己当年的慧眼识珠颇为得意，但也知道刘娥对自己的贫贱出身讳莫如深，故人相见，难免徒增尴尬，于是法灯找各种借口百般推辞，始终不肯入京。刘娥见法灯态度坚决，便派遣使者询问法灯有何要求，法灯缓缓回答道：“出家人无牵无挂，并无要求。不过玉泉寺没有僧堂，长芦寺缺少山门，这些事情还请太后记挂。”刘娥马上拿出数百万缗的私房钱，下令淮南、两浙、江南三路转运使修缮玉泉寺、长芦寺，并再建寺庙，让法灯担任主持。此外，刘娥还不断降下赏赐，以报答法灯当年的知遇之恩。[??关于刘娥出蜀入京城这段经历，现存史料中记载纷繁复杂，如将携刘娥入京城的丈夫龚美误作刘娥的父亲，僧人法灯误作玉泉寺僧人：“章献明肃太后……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后之家至京师。”（《邵氏闻见录》卷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或者省略随同刘娥一起入京城之人：“章献明肃初自蜀中泛江而下，舟过真州之长芦，有闽僧法灯者，筑茅庵岸旁。灯一见，听其歌声，许以必贵，倒囊津置入京，继遂遭际。”（《挥麈录》余话卷1，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点校本）或者将僧人法灯误作慕容禅师等：“宋章献明肃皇后，本成都之华阳人，家以播鼗为业。随父龚美游汴，过荆门，至玉泉寺。慕容禅师夜梦金刚报云：‘明日女中天子过此。’因厚遇之，赠以金。”（《涌幢小品》卷28《女中天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点校本）。这些描述，都刻意忽视了刘娥在进入韩王的府邸前已经结婚的事实，并淡化了她本人贫寒的出身，应该是刘娥成为皇后或皇太后之后，为了美化其形象而改编出来的。本文此处描写，杂糅了《挥麈录》余话卷1、《邵氏闻见录》卷1等的相关记载。
]可以说，法灯和刘娥的这段因果，*终以若干年后二人都得偿所愿而了结。
受困开封
正如他们所料，开封繁华富庶，是达官贵人辐辏之地，有钱人家中喜欢蓄养大批色艺俱佳的女乐，不仅供自己享受，还用来招待客人。他们所使用的器具非金即银，不仅花样繁多、数量巨大，而且制作精美，造价不菲。但这并未给刘娥夫妇带来更多的“商机”——开封藏龙卧虎，无论女乐还是银匠，高水平之人比比皆是。二人初来乍到，生活陷入窘境。
此时刘娥夫妇面临选择，是继续待在开封，期待假以时日打开局面，还是离开此地，去其他地方讨生活。也许是被开封的繁华景象吸引，夫妻二人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继续留在开封寻找机会，同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利用刘娥的乐人身份和年轻美貌且多才多艺的特点，进入有钱人家为妓妾，争取在开封拥有一席之地。[??《涑水记闻》卷6记载龚美（史料原文作“宫美”）因“既而家贫，复售之”，将刘娥卖出。如此看来，卖掉刘娥似乎是龚美的决定。但刘娥日后飞黄腾达，并未记恨龚美，不仅认其为兄长，还与其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事实说明卖掉刘娥极有可能是夫妻二人当时商量后的共同决定，至少刘娥并不反对。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龚美、刘娥夫妇的这个想法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对宋朝下层民众而言，这种选择并非不能接受。
在中国古代，妻妾的区分是十分严格的。在那个时代，妻子属于明媒正娶，负责“主中馈”，即要持家和主持祭祀，与丈夫属于“一体”。而妾多数是通过购买而来的，在法律上和人身关系上依附于男主人，家庭地位低于妻。在宋朝，有钱有势之人喜欢在家中蓄妾。这些妾有不同的作用，有擅长才艺的妓妾，用于款待宾客时表演助兴或者供自己平日里享乐，还有些妾用来生育子嗣、传宗接代。当时社会上有专门买卖妾的市场和中间人。社会上对于妾更多是注重年龄、容貌、才艺等方面，对家世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这便极大降低了妾的门槛。[??关于宋代妓妾的问题，参见美国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Gender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1000-1400，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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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宋朝，丈夫因无力养家或者迫于债务危机，会典卖妻子，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比如王安石的妻子曾经为其购买一女子为妾，王安石询问此女来历，得知此女的丈夫原是武将，因为其所负责押送运输税粮的船只在途中出了意外而丢失，倾家荡产赔偿税粮仍然不足以弥补损失，不得已才将妻子卖给他人为妾换钱来填补剩余的亏空。王安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将此女送还其丈夫，并将购买此女的钱款一并送给他们救急。[??《邵氏闻见录》卷11；《自警编》卷2，大象出版社，2015年点校本。
]南宋士人吴子晦无力养家，伙同陈氏叔父将妻子陈氏卖给雷司户为婢。陈氏之母刘氏状告吴子晦，县府对此事义愤填膺并加以干涉，原因是陈氏乃北宋宰相陈升之的后人，吴子晦此举有辱陈升之的名声，故“不忍坐视其失身，永为上世之玷”。县府令陈氏之母带陈氏归家，还特意强调，如果“不能自给，无从赡养”，陈氏之母可将陈氏改嫁，官府“备条给据”，以为支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0《官族雇妻》，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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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龚美迫于生计决定卖掉刘娥，这在当时并没有任何不妥。另外，宋朝女乐除了卖艺谋生，出路之一就是进入富人之家或者达官显宦之家为妓妾。刘娥要想顺利进入富贵人家为妓妾，自然需要门路。好在龚美锻银，日常接触的人往往非富即贵，这无形中为夫妻二人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夫妻二人意见达成一致，龚美便一面继续为人锻银谋生，一面寻找合适的买家。龚美曾给达官贵人打造过银器，因此认识了一些权贵的手下，他从韩王府中的小吏张旻口中得知，韩王有意寻找一个年轻且多才多艺的蜀女入府为女乐。[??《涑水记闻》卷6。原文为“张耆”，是张旻后改的名字。
]韩王便是本章开篇介绍的赵德昌，当时已经改名叫赵元休。
初识真宗
赵元休挑选女乐特意强调蜀女，可见他对蜀女颇有认同感，这也是有历史渊源的。自隋唐以来，蜀地女子便以才华为世人瞩目，如武则天便生于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关于武则天的籍贯，尚有争议。新、旧《唐书》皆言，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今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人，但此地应为其祖籍。《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载，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任利州都督时，“生则天于官”。此外武则天出生地尚有长安、洛阳等说法。
]，史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
]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生于蜀州（今四川省崇州市），不仅能歌善舞、通晓音律，而且“智算警颖”。[??《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杨贵妃》。
]蜀妓薛涛被认为“才调尤佳”。[??《唐语林校证》卷6，中华书局，1987年校证本。
]五代时期后蜀国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乃青城（今四川省都江堰市）人，其人不仅花容月貌，而且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多才多艺。[??《十国春秋》卷50，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宋太祖灭后蜀，便将花蕊夫人纳入后宫之中，十分宠幸。据说后来宋太宗担心宋太祖沉湎于女色，荒废政务，便找机会杀死了花蕊夫人。[??《铁围山丛谈》卷6，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烬余录》甲编，清光绪刻本中还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称宋太宗也艳羡花蕊夫人的才色，曾经趁着宋太祖晚年病重时挑逗花蕊夫人。
]可以说，正是因为当时蜀地涌现出许多才色俱佳的女子，蜀女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美貌与智慧并存，人们在讨论全国各地女子的特点时，便得出“蜀出才妇”的看法。[??参见《鉴诫录》卷10，杭州出版社，2004年点校本：“吴越饶贡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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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赵元休只有十六岁，尚未成亲，青春少年，雄性荷尔蒙涌动，正是对异性充满渴望与好奇的年纪。他可能从周围人口中得知“蜀出才妇”这一说法，再加上社会上对蜀女普遍的高评价，使其对蜀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以“才色”著称的花蕊夫人曾经一度进入伯父宋太祖的后宫且颇为得宠，赵元休虽然无缘得见花蕊夫人，但他极有可能有所耳闻。这对处于青春期的赵元休来说，给他留下*深印象的，应是蜀女貌美多才这一特点。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元休封韩王，封王开府，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类似花蕊夫人那样的“蜀姬”，来满足心中所想。于是赵元休告诉亲信张旻：“我听说蜀地女子多聪慧有才，你替我去寻找一个这样的蜀女来。”办事稳妥的张旻便开始四处物色合适人选。恰巧此时龚美要典卖刘娥，张旻见刘娥不仅年轻貌美、能歌善舞，而且人也很聪慧，觉得她非常符合赵元休的要求。在征得龚美与刘娥的同意后，张旻便将刘娥引入韩王府，成为赵元休的妓妾，刘娥时年十五岁。[??见《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3《真宗》，中华书局，2013年校正本：刘娥“太平兴国八年入韩国邸”。又见《宋会要辑稿》后妃1之2载，刘娥“太平兴国八年入韩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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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存宋代史料中，关于刘娥进入韩王府邸的时间存在不同记载，除了“韩王说”，还有“襄王说”“开封府尹说”“太子说”等。[??刘娥入韩王府的时间，史料记载各异。除上注《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宋会要辑稿》外，《宋史》卷242《后妃传上·章献明肃刘皇后》载有“后年十五入襄邸”，按年龄推算，刘娥入府应在太平兴国八年，但此时赵元休尚为韩王，其转封襄王乃端拱元年（988）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正月乙未条载：“上初为襄王，一日，谓左右曰：‘蜀妇人多材慧，吾欲求之。’……张旻时给事王宫，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涑水记闻》卷5记载则是，赵元休已为太子时，对龚美言：“蜀妇人多材慧，汝为我求一蜀姬。”故龚美向其推荐刘娥；而赵元休被立为太子，乃至道元年事。关于刘娥初次进入王府与赵元休相遇时的时间和年龄，请参考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载《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虽然这几种记载前后相差只有短短几年，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背后反映的情况相去甚远。
根据史料记载，赵元休于端拱元年（988）二月改封襄王；淳化五年（994）九月进封寿王，加检校太傅、开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八月，被立为太子。如果说刘娥在赵元休担任开封府尹或成为太子期间入府，那么此时刘娥至少二十六岁。而刘娥是以歌妓的身份入府的，在中国古代，作为“以色事人”的歌妓来说，二十六岁的女性已经年纪偏大，恐怕不容易打动赵元休。再加上宋太宗特别重视对太子的培育，对其各方面要求很严格。赵元休深知父皇生性多疑，做太子期间谨小慎微，处处表现出谦逊守正的态度，他应该不敢冒着贪恋女色的危险来惹怒宋太宗，从而影响自己的太子之位，故而此时刘娥进入府邸几无可能。
如果说刘娥是在赵元休封襄王期间入府的，那么就是988年至994年间。在此期间，赵元休的**任妻子潘氏去世（端拱二年即989年），如果说他为了填补潘氏去世后的精神空虚而寻找蜀女，这有一定可能性，当然还有可能刘娥是在潘氏去世前已入府。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容易给人留下他贪恋女色、夫妻感情淡漠的负面印象。[??刘广丰认为，刘娥*有可能是端拱元年（988）与端拱二年（989）之间入府。端拱二年五月，赵元休**位妻子潘氏去世，如果他需要寻找一位新的女伴来填补感情空白的话，刘娥此时入府非常合理，在时间上也很吻合。见刘广丰：《关于宋真宗刘皇后身世的几点考述》，载《张其凡教授荣开六秩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相比后面几种笼统的说法，有着明确时间记载的“韩王说”显得更为可信。
为何现存宋代史料对这一问题会有不同记载？这种记载混乱的背后又有何深意？刘娥以卑微的女乐身份进入府邸，此事在当时根本无人注意，日后刘娥成为皇后、皇太后，此事便变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涉及宋真宗和刘娥的形象问题。为了保证刘娥和宋真宗的形象正面，自然要掩饰刘娥真正入府的时间。毕竟当时赵元休刚刚被封韩王，年纪尚小（十六岁），更重要的是，他尚未成亲便迫不及待地派人寻找歌妓寻欢，这无疑给人造成一种年轻皇子沉湎于女色不求上进的印象，实在有损其日后的帝王威仪。[??雍熙二年（985），赵元休与潘氏结婚。见《皇宋十朝纲要校正》卷3《真宗》：“（潘氏）雍熙二年闰九月，归于襄邸。”
]相比之下，无论是“襄王说”（二十一岁），还是“太子说”（二十八岁），彼时他已经成亲并且成年，纳姬妾完全无损其正面形象，所以史书才会煞费苦心地将刘娥进入赵元休府邸的时间有意向后推延。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是史家必须要考虑的，那就是赵元休封韩王时，刘娥虽然只有十五岁左右，却已经结过婚，这说明她结婚时年纪只有十三岁甚至更小（考虑到龚美与刘娥从四川一路颠沛流离来到开封，应该耗费了很长时间，甚至一年以上，从正常的人性角度考虑，龚美不至于刚刚与刘娥成亲便抛弃新婚宴尔的妻子，将其卖掉）。对于日后成为皇后、皇太后的刘娥来说，这同样有损她的正面形象。事实上，上述不同说法的出现，与前文刻意伪造刘娥是随父亲而不是随丈夫龚美一同到达开封的目的完全一样，都是要遮掩刘娥不太“光彩”的早年生活而故意混淆视听。
潜伏待机
刘娥很聪慧，再加上早早踏入社会，饱尝人间冷暖，因而对于人情世故颇为练达。从进入韩王府那一日起，她就很清楚自己的荣华富贵完全系于韩王一身，只有牢牢抓住韩王，才能保证自己始终享受荣华富贵。刘娥于是施展浑身解数迎合赵元休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赵元休来说，年轻貌美且多才多艺的刘娥满足了他对“多材慧”蜀女的想象，于是刘娥很快凭借姿色成功“俘虏”了赵元休，力压众多妓妾，获得了独宠。[??《涑水记闻》卷5：“（龚）美因纳后于太子，见之，大悦，宠幸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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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休后来虽然先后娶了两任正妻，但都没能影响他对刘娥的宠爱。正当刘娥沉浸在荣华富贵中时，来自赵元休乳母刘氏和父皇宋太宗的强势干涉，惊醒了她的美梦。
年轻的赵元休贪恋女色，整日与刘娥厮混在一起，天长日久，身体日渐消瘦，面容清癯。乳母刘氏一直悉心呵护赵元休，在其生母李氏去世后，更是将赵元休视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刘氏看到赵元休痴迷刘娥，担心他纵情声色搞垮身体，更担心他沉缅于女色，不思进取，于是多次找机会劝诫赵元休修身养性。赵元休很清楚刘氏的好意，不过每次见到刘娥就神魂颠倒，将一切都抛在脑后，因此便假意搪塞刘氏。刘氏见赵元休对自己的劝诫阳奉阴违，心中恼怒，便将这一切归罪于刘娥的“狐媚之功”，想找机会将刘娥赶出府去。碍于身份，刘氏不便直接出手。不久，机会来了，因为宋太宗也注意到了赵元休的变化。
经历过五代乱离的宋太宗，曾经亲自参与了从年幼的周恭帝手中夺取后周政权的陈桥兵变，这使他对于幼主没有政治经验而导致帝祚不稳这一现象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宋太宗深知自己的儿子们“生于富贵，长于深宫”，缺乏历练，将来一旦登基，他们恐怕难以应对繁重且复杂的国事。为了不让儿子们受到大臣们的蒙蔽，特别是受到那些别有用心的奸臣的欺骗，必须让他们早日成才。于是宋太宗对儿子们的教育殚精竭虑，希望通过良臣贤士循循善诱地辅导，使儿子们能够学习“忠孝之美”。[??《宋太宗实录》卷33，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点校本。
]因此，宋太宗不仅亲自挑选品行端正的博学之人辅佐诸位皇子，甚至连儿子们身边的普通杂役人选都要亲自过问，唯恐有奸佞之徒混在儿子们身边，将他们带坏。[??《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9《太宗皇帝》，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雍熙元年七月庚午，上谓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储贰者。朕万几之暇，颇读前书，备见历代皇子踪迹。国家宗嗣，岂不在心？却缘事理之间，有所未可。朕于诸子，常加训励，见今僚属，悉择良善之士以辅翊之。至于舆台皂隶之辈，并是朕亲自选择，不欲令奸险巧佞人在左右。读书自有常，但缘年方幼少，未有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见好人，更待三五年后，各渐成长，自然别有道理。朕于处驭，必得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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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安排了品行端正之人辅佐皇子，宋太宗仍然不放心。他时刻关注儿子们的情况，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益王赵元杰因为王府翊善姚坦经常直言进谏而不开心，左右之人于是教唆赵元杰假称患病不上朝。宋太宗听说赵元杰患病，赶紧派遣医术高明的御医前去诊治，但赵元杰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宋太宗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便召见赵元杰的乳母询问。乳母告诉宋太宗：“益王根本没有生病，只不过因为翊善姚坦整天用各种规矩约束益王，益王行动不得自由，所以才生病。”乳母的本意是想让宋太宗处分姚坦，没想到宋太宗听后勃然大怒，当场斥责她：“朕选择品行端正之人担任益王僚属，本来就是想要辅佐益王向善。如今益王不能听从规谏，又假装患病，想要借朕之手除去他身边的正直之人，好让他以后为所欲为，这怎么可能呢？！益王年纪尚小，想不出这样的坏主意，一定是你们这些人给他出的主意！”于是宋太宗下令将益王的乳母拉到御花园中杖责了数十下。随后，宋太宗特意召见了姚坦，安慰他说：“爱卿居住在益王宫中，遭到一群小人的妒忌，十分不容易。爱卿不必担心有人进谗言，朕也一定不会听信谗言。”[??《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9《太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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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赵元杰的教训，宋太宗对儿子们的一举一动更加上心。按照礼制，身为皇子的赵元休要定期上朝，入宫面圣。纵欲过度的赵元休精神不振，自然没能逃过心细如发的宋太宗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