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中国文论二集(精装)

　　《茅盾全集19：中国文论二集》：　　“维斯忒卡芦纸抄本”以外，还有年代次古的埃及小说，大约属于埃及第九代，即纪元前三千一百年顷。这也是个断片，尾巴是没有的，然而我们已经惊异它的技术之进步，以及作者之极端自意识的技术上的锻炼。这是一篇农民的故事，述一赴市的农民如何在半途被贵族的家奴所掠夺，以及农民如何到贵族处控诉，要求公道。故事的重心即在农民对贵族所说的前后凡七次的长而巧妙的辩诉。这一篇故事的无名作者是要炫露他的辩才，并不是要叙述一个故事。他把农民的辩诉作成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愤激而严厉。贵族把每次的话都抄下来送给皇帝看，末后皇帝觉得看够了，这才命令贵族准许了农民的控诉，给他厚赐。全篇除了美妙的词令外，没有事变，也没有神奇幻异，实在是一篇奇怪的小说。　　文字上的技术是显见的，然而并没有小说的技术。这一篇中既然没有人事，所以“结构”是谈不到的；人事的变幻不是作者注目之点。也许他本就不希望有什么人会承认真有那样的农民，真有那样的七次控诉。这只是一个幻想罢了。农民的被掠夺自然可以引起读者的同情，但是他的美妙的词令立刻会失了兴味。因为这不是一篇表现人生的小说，如果用观察人生的眼光去读，便毁坏了全篇的趣味了。而亦因此，这位很有些艺术手腕的无名作者对于结构的技术竟毫无贡献。虽然全篇的情调是一贯的，并且没有无聊的插句，——这是幻异故事所未办到的，——但这不是结构上的技术。　　又在人物的描写上，也并不比幻异故事高明些。农民，贵族，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成分，只是随手拾来的工具；在埃及的小说中，人物大概只成为副产物——先有了故事，然后配上了人物。环境的描写当然是更加没有。　　虽然如此，若从小说发达的过程上看，这一篇小说是有相当的价值的。和幻异故事相比较，显然是大大的一个进步。“文字的技巧”是被承认被注意了。这是小说发展所必经的一步。　　我们再退回一千多年，看看埃及第十九代的小说，便觉得这些后期的作品确是在某方面更有了进步了。它们是比较的长些，复杂些，故事的线索错综些。这至少可说是近于Novel；但在另一方面看，它们的描写技术却又是静的，正像那时的埃及民族是已经老了，失了前进的活力。此类后期的埃及小说有两篇很好的代表，是许多断片中的比较完整者；一是色忒那亲王的故事，一是巴泰的故事。我们先述色忒那亲王的故事的梗概。　　色忒那亲王到一座前代皇帝的坟墓中，抢一本魔法书；死皇的鬼妻就警告色忒那不可拿去这本妖异的书（不全的芦纸抄本便是在这里开端的）。她讲述她自己一生的经验，又讲到她的丈夫是费了多少心血方才把这本魔法书弄到手，然而结果是她和她的丈夫都因此而死。她说色忒那如果一定要这本书，也将得到大祸。可是色忒那不怕，他固执的要这本书；于是和死皇斗法之后，他胜了，拿走了那本怪书。死皇另遣一女子去缉捕这个强盗亲王。她使得色忒那遇到了许多困难和危险。末后，色忒那觉得到底不能胜过那敌人的女子了，愿意将书送还。死皇为惩罚色忒那的无礼，命令他去找寻他（死皇）的鬼妻的肉身，那是因为某种缘故遗落在一个城里，并且把那肉身运送到死皇的坟墓。又经过了许多困难，色忒那把这差使办好，故事于此完毕。　　这一篇故事的描写方法也是“静止”的，和从前的幻异故事一样。有许多地方应该是表现紧张的情绪的，但故事中只有简单的一句，例如“于是色忒那怕了，逃了”。然而就全体看来，这篇故事的作者似乎有我们所谓“结构上的一贯”这个观念；也可以说他有这观念，却在技术上失败了。这篇故事的主体，可以有两个，不是死的皇帝，便是活的亲王。如果是前者，那么，活亲王和追捕他的女子中间的斗争是未免叙述得太长，在结构上是一个缺点。再如果是活亲王作为主体，那么，死皇的鬼妻的一大段自叙传也是应该删略的，并且结尾以找得鬼妻的肉身作为收束，也是不对的。再如果我们把魔法书的下落作为故事的主体，则故事的结束又应在活亲王送还魔法书的时候，而此后的叙述又成了赘疣。这都证明作者虽有“结构上的一贯”这个观念——或许竟是极模糊的观念，但是他抓不住固定的要点，常常将读者的眼光引到叉路上去。为什么埃及的作者看不出这些毛病呢？*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作者自始至终所自以为有兴味的，不是人生，不是情感，而是“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