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中国文化的晴雨表

作为相扑中“东西两横纲”的《史记》与《汉书》 自唐代正式编纂《隋书·经籍志》以来，《史记》和《汉书》就装饰着历代正史的开头。就像相扑中有东、西两位“横纲”一样，二者是正史中的“横纲”。不论后来时代如何变化，这一认识都不曾改变。在不同的时代，二者有的只是东横纲或西横纲的差别。《史记》和《汉书》究竟哪一个才是东横纲？通过考察这一点，就能够知道不同时代的学术氛围。也就是说，《史记》和《汉书》扮演着中国文化史的晴雨表的作用。 《史记》和《汉书》的*大不同就在于一个是通史一个是断代史。在西汉，司马迁记叙了从上古到当代的通史。那么，有记录后世之人的书吗？沿着这一思路，班彪打算写的是《后传》（《史记后传》），是从《史记》叙述结束时的武帝时期写起，以记录此后的历史。 但是，班彪之子班固没有采用这个方针，而是书写了西汉这一个朝代的历史。那么，当然就出现了与司马迁《史记》重复的部分。班固一边使用司马迁《史记》的文章，一边将其改成自己的文体。为《汉书》作注的唐人颜师古在《汉书·叙传》的注中指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各篇的撰写意图时说“作某某篇”，而与此相对，班固在《叙传》中用“述某篇”，这一点正表明班固对司马迁是谦逊的，是在向其表达敬意。事实正是如此，对比两者，则班固确实有所改写，而且在关键的地方加以改写，但是文字改写的比率并不高（因此甚至也被批评为剽窃）。 然而，通史或是断代史，编辑方针上的区别是巨大的。编辑方针的区别导致了看待历史方式的巨大分歧，或者可以说看待历史方式的分歧导致了编辑方针的区别。对于作为通史的《史记》来说，无论是秦始皇还是项羽，只要是一个时代脉动的中心人物，他就拥有了被收入本纪的资格。但如果是断代史的话，能成为本纪对象的只能是该王朝的人物。书写西汉王朝的历史的《汉书》，是不允许汉代皇帝以外的人物进入本纪的。 见证了过去历史的司马迁的眼睛，拥有所谓上帝的视角。在宇宙的另一边，他见证着一个叫做中国的地方（那便是世界本身）所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一个王朝建立了，不久之后的王朝末期，无道之王出现，下一个王朝便代之而兴。历史就这样不断循环。也就是说，《史记》虽然终结于西汉的武帝这个光辉灿烂的时代，但也包含着将来走向灭亡的可能性。这一点正是所谓的“预设的程序”（即宿命）。正所谓历史是“鉴”。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明白不过的。一旦治政失误，无论怎样伟大的王朝也会衰亡。因此，以历史为“鉴”，行动起来吧。 至于班固的《汉书》，当然也不是没有“鉴”这方面的意义。因为西汉王朝到了末期便衰微下去，被王莽篡夺了政权，《汉书》当然也记载了这一过程。但是班固的《汉书》有一个后世的正史都不具备的背景，即班固生活于复兴了西汉王朝的东汉时代。这就与比如继元代之后的明王朝所修的《元史》拥有不同的立场。 明王朝对作为“他者”的元王朝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毫无顾虑地批判式地书写。不，毫不过分地说，对前朝批判得越激烈，当朝就越是光芒万丈。班固见证了光武帝主导下的汉王朝中兴这一近代历史。对班固来说，汉王朝的绝对性不可动摇。他记载道：“汉承尧运。”班固著《汉书》，是为了探明光辉灿烂的汉王朝的历史，换言之，是为了现在的汉王朝。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以上帝的视角、宇宙的视角来书写的话，那么班固的《汉书》就是出自更现实的、适应王朝的人间的视角、汉王朝的视角。自《汉书》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正史大致都是这种为当下王朝（政权）而书写的历史。 《史记》和《汉书》的立场区别也在于如何保持与儒教之间的距离。司马迁的时代，正是儒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开始稳固的时代，班固的时代是儒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基本确立的时代。历史需要主轴。没有稳定的轴线则书写不了顺畅的历史；反过来说，有了稳定的轴线，历史便容易书写。如《伯夷列传》中所见的那样，《史记》对历史资料本来就存在怀疑。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是有魅力的作品的原因之一。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就像历代《史记》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始皇帝也是本纪，项羽也是本纪，高祖也是本纪的话，从政治上看轴线是摇晃不定的。另一方面，班固作《汉书·古今人表》，将跨越千年的人物分为上中下等加以分类评论，着实显示出他具有稳定的轴线。 不用说，《史记》《汉书》都是史书，而后世除了从史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评价以外，还将注意力放在二者的文章之上。究竟是骈文好还是古文（从后世角度看）好，这是一条重要的评价指标。 《史记》《汉书》在文学上也成了重要的晴雨表。一般认为，中国小说不如西欧发达（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西欧的小说是时代较近的作品样式）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史传作为刻画人物的道具，史传的发达导致虚构的小说没能兴盛起来。但是，被称为“稗史小说”的《三国志演义》实际上正是从正史《三国志》等脱胎而来的，两者的关系不可说不深。现在日本的《史记》和《汉书》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史记》和《汉书》的文本被大量出版和阅读，论其数量，还是《史记》略胜一筹。一般认为，江户时代的文化既继承了中国明代的文化，也发展出其独有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说明日本接受了明代喜好《史记》的文化。 明治以后的日本，也出现了重视《汉书》的学者，比如受清代考证学学风影响的狩野直喜撰写了《汉书补注补》（狩野直喜《两汉学术考》，みみず书房收录），补订了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派，更多地被阅读的果然还是《史记》。从近期出版的书籍来看，以武田泰淳的《司马迁》（1943）等为首，大致都是与司马迁《史记》相关的书籍居多，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但是，极其片面地说，《史记》中有违背体制之处所以是更好的，《汉书》是合乎体制的所以不好评价，这样的氛围不能说完全没有。当然，谁都会有偏好，但是我们认为不能以这种见解为由轻视《汉书》。 《史记》当然是一部优秀的著作，而《汉书》也是必然会出现，并被人们持续阅读的书籍。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意图等也需要被深入挖掘。因为它讲述的是人间的历史所以被贬抑，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 历史的问题也正是当下的问题。从《史记》和《汉书》当中可以看到中国史书的两种潮流。正是在《汉书》之后，历史（正史）才变成了为当朝而书写的史书。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这也是本书选取《史记》和《汉书》这两部著作来分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