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爱略特作品中的国民性研究

　　《乔治·爱略特作品中的国民性研究》：　　父女的对话中就表现出吉普赛人所经历的不公和悲苦，费尔德玛也认为吉普赛人是“一个比摩尔人或犹太人更边缘化更受鄙视的种族”，他们“被踩在脚下”，像一群鼠类、苍蝇、海里的爬虫，被网拖曳着扔向远方，自生自灭。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朋友，也得不到上天的恩宠。席尔瓦的叔父伊西多尔就带有典型的种族主义偏见。费尔德玛黝黑的皮肤和不明来源的身份让他十分反感，将其与威胁国家安全的犹太人相联系。费尔德玛在大街上当众翩翩起舞更是加深了他对费尔德玛的偏见。费尔德玛深色的皮肤和头发如同她异教徒的身份一样具有黑暗的指涉，被认为是“身披火焰之袍撒旦的未婚妻”，席尔瓦和费尔德玛婚姻是光明与黑暗的融合。　　而吉普赛人的领袖扎卡忠诚于自己的民族，他受过教育，了解希伯来文化，又具有摩尔人的敏捷。他博学多识、思维缜密，是民族领袖的*佳代言人。扎卡的民族情结并不是父权制的体现，而是代表了一个被边缘化、被驱逐民族的心声，一个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的心声。他希望有一天看到所有成员，从东南西北齐聚在一起，形成团结的联盟，“建立一个民族——光明、有序、有法制的，而不是混乱不堪的”，“我们寻找一个家园/一个受到太阳和大地庇护的地方/我们可以像庄稼一样舒展和成熟”。扎卡和《丹尼尔·德隆达》中的犹太人莫德凯拥有相同的民族梦想，都希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有机中心，结束多年漂泊和受压抑的生活。为了得到建国的更多帮助，他与摩尔人合作共同对抗西班牙人，甚至不惜付出血的代价。　　“大多数与吉普赛人有关的小说和诗歌都是为种族主义和厌女症的毒酒服务的，……迷思背后真实的人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爱略特并没有陷入东方主义的泥潭，而是对吉普赛人进行积极的正面描写。扎卡部落中的吉普赛人既不是野蛮凶残的怪物，或者神秘莫测的原始人，而是一群活泼热情、和善可亲的异族人。诗歌第三部分的开头就对吉普赛的田园生活做了形象的刻画。“吉普赛的营地驻扎在古老的欧洲和非洲新世界的交界地带。吉普赛人保持着祖先的传统，驻地而居，过着忙碌、快乐、嬉戏的生活。高个子的少女喂着羊群：年轻的吉普赛母亲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怀中的婴儿，低声唱着动听的催眠曲；老妇人编织着席子，或煮着草药；蹒跚学步的孩子也会咯咯大笑释放自己的快乐；少年们躺在草地上，把玩着硬币；老人牵着载满水果的驴子从田地中归来：年轻人忙着制作打猎的工具。他们如同肥沃的热带土地上由太阳养育的部落，父亲的光芒在黑色的眼睛中闪烁，富含营养的母亲之血滋养着他们的四肢。”。费尔德玛也融入部落的集体生活，还扮演者女性保护者的形象。快乐的吉普赛女孩希尔达（Hilda）与仰慕者调情之后，来到费尔德玛的身边寻求保佑，把玩着她的双脚，希望受到费尔德玛的抚摸。费尔德玛感受到了她的触碰，她伸出双手，分享着女孩的快乐。吉普赛人的营地充满着田园气息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同时，吉普赛民族是一个极具群体意识的民族，他们以大家庭的形式存在。他们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也没有牧师的约束，但是他们具有忠诚的信念，他们的“宗教”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种群体意识打破了等级制社会的束缚，这与爱略特主张的人文主义宗教观不谋而合。对他们来说，一盘散沙的生存状态就意味着民族的灭亡，建立自己的国家也是强调群体重要性的一种表达。吉普赛女孩欣达（Hinda）的爱是始终如一的，她的爱根植于对部落的爱和传统之中，正如她所说的那样，“我们还能别样的生活吗？失去了兄弟姐妹的生活？没有婚礼？那将是黑暗的日子。一位辛卡拉（Zincala）不能离开他的部落生活”。从早期《珍妮特的悔悟》中被称为“吉普赛人”的珍妮特，到渴望从吉普赛人生活中寻找认同的麦琪，再到被误以为具有吉普赛人血统的威尔，*后到以吉普赛女性为主人公的诗剧，爱略特一生都在想象的世界中与吉普赛人生活在一起。在《西班牙吉普赛人》中，爱略特更是将对“英国性”的思考融入到吉普赛人的形象之中，在颠覆他者刻板印象的同时，通过吉普赛人的家国意识重新书写了“英国性”。　　在关注吉普赛人命运的同时，爱略特还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的兴趣。作为一名博学的女作家，爱略特通过广泛的阅读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在《米德尔马契》的笔记中，爱略特在西方宗教学之父、东方学的领军人物穆勒（Max Muller）影响下，对世界文明和宗教的发展脉络进行过详细地梳理。在早期哲学家的名单中，中国先哲的大名也赫赫在目，比如孔子、孟子、老子。爱略特还专门记录下老子的生活年代——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