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娜塔莎

几年前，安同志去世了。死于脑溢血。那时他还在“学习班”，不能回家。据说他早晨就剧烈头疼，中午没吃饭，下午就昏迷了。夜里，传呼电话找她，是他们单位的人，通知她去某某医院。她去了，看见他躺在急救室的床上，人已经不行了。 火化时，送行的除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有娜塔莎和安霞。安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为了避嫌，没人敢来吊唁。在火化炉前，娜塔莎*后亲吻了安同志，没有哭。 之前，她曾不止一次对安同志说：“你要答应我，不能走到我前边，你要走我前边，我会恨你。” 安同志回答说：“我答应你。” 她又说：“你还要答应我，将来，我死了，你要送我回去。” 安同志说：“我答应你。” 这样的一问一答，信誓旦旦。可实际上，他们都知道，那是多么的不靠谱和渺茫。他们躺在床上，他搂着她，心里一阵一阵苍凉。安同志知道，在遥远的她的故土，妻子也早已没有亲人了。她的父亲和哥哥，都死于卫国战争。母亲则在战后不久病逝。安同志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一个孤儿，也因此，安同志当初才非常自信和意气风发地对她说： “跟我回中国，我会给你一个*幸福的家。” 显然，他食言了。他没能使她感到“*幸福”。他也没能做到，走到她后面，送她魂归故里。 她把安同志的骨灰盒抱回家，安放在他们的卧室里。她说：“我知道你不舍得走，你在等安德烈回家。”夜深人静，有时，她会听到房间里传出轻轻的叹息声，她问道：“是你吗？”听不到回答，她就在黑暗中坐起来，一支接一支吸烟。 她想念他们，安同志，还有，亲爱的，亲爱的安德烈。 安霞也去插队了。安霞插队的地方，不算太远，属于这城市的远郊区，家里，就只剩下了娜塔莎一个人。现在，她想念的人里，又多了一个。 几乎没什么人和她来往。她曾经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上班，工作就是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但多年前她就因为身体的原因办了“病退”，吃劳保。她得了肺结核。那时中苏交恶，她病退得也正是时候。多年来，她蜗居家中，做主妇，与从前的同事早已断了往来，邻居们也都是点头的交情，谁愿意和一个苏联女人扯上关系呢？曾经，有一个女教师，是中苏混血儿，她们有过几年的友谊，后来，一九六六年之后，这友谊就戛然而止了。 在这城市，她举目无亲。 后来就认识了姜友好。 当然是因为安德烈。是她的安德烈，让她认识了这个热情、冲动、古道热肠的姑娘。她猜，那是上帝对她这个流落异乡的母亲的怜悯。 这城中，只有这一个人，敢来敲开她寂寞的房门，和她谈安德烈，听她讲安德烈的种种故事。起初，姜友好来时会问娜塔莎：“有消息吗？”渐渐地，时间长了，就不再追问。不是不想，是不敢。她们彼此都顽强地、坚忍地相信着一件事，就是她们的安德烈，娜塔莎的儿子和姜友好的弟弟，一定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们嘴里不说但其实心里都在猜测着一个*大的可能，那就是，他越过了国境线，回到了他母亲的故国。 这种猜测，让她们有一种罪恶的、隐秘的安心。 姜友好来，常常会带一些吃的，有时是一块牛肉，有时则是一盒咖啡。总之都是雪中送炭。娜塔莎会留她吃饭，给她做她喜欢的俄式菜肴，她也会把自己的事讲给娜塔莎听，她一次次热闹的恋情，那些呼啸的、死去活来的追求者，等等。终于，她安静了，安静地走心地爱上了一个人，把自己嫁出去了。 娜塔莎送了她一块琥珀吊坠和一条银链做结婚贺礼。那是她从故国带出来的不多的几件纪念物中的两样。她对姜友好说： “友好，结婚后，你就别再来了。” “为什么？” “你丈夫是现役军人，为了他，你要避嫌。”娜塔莎郑重地回答。 姜友好愣住了，显然，她没想到这个。她认真思索了片刻，说： “娜塔莎，你早入了中国籍，早就是中国人了。我为什么不能和一个中国人做朋友啊？” 可是，话虽如此，姜友好自己也知道，娜塔莎的话，是有道理的。她不是真的不懂轻重利害。婚后，她不再去看娜塔莎，不再和她有任何联系。可她心里却有着愧疚，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抛弃了娜塔莎。 那是对安德烈的背叛。 她永远记着那个孤独迷惘的少年，站在阳光下，叫她姐姐。仅此一声呼唤，就是一世的亲人。她甚至猜想，那*后一次见面，他其实是隐晦地、曲折地，把娜塔莎托付给自己了。记得临出门时，他说的*后一句话，是他的妈妈，以及妈妈的故乡…… 她和她的海军军官郑渡江说起过娜塔莎，也说起过她的愧疚。郑渡江是某部的作训参谋，他安慰妻子说：“友好，就先听娜塔莎的，等过两年我转业了，咱俩一块去看她。” 姜友好明白了。她不能给丈夫惹麻烦。 但是冥冥中一定有什么在帮忙，杜若来了。 婚后一年多来，姜友好**次联系了娜塔莎，她给娜塔莎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一个朋友，特别想学做俄式菜肴，不知道娜塔莎能在这个星期天来家里教授一下吗？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娜塔莎，这个小朋友，你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喜欢她，哦，对了，她是安德烈的同学。” 她知道，有了*后这句似乎是轻描淡写的话，娜塔莎一定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