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百讲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其量多，其质高，其体备，其影响后世者至深且远。光是见于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就收有作家两千二百多位，作品四万八千九百多首。1982 年，中华书局又将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诸先生的唐诗辑佚合编为《全唐诗外编》，还不包括后来发现的王重民先生《补唐诗拾遗》52首，总计作品已逾五万，真可谓“洋洋大观”者矣。此就其量而言。唐代还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歌手、杰出的诗人，如把诗歌、绘画、音乐熔于一炉的“诗佛”王维，他把自然美的彩色画卷一幅又一幅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吞吐群星，包孕日月，代表着“盛唐气象”的“诗仙”李白，他把奇特的想象、雄伟的气势、丰富的色彩、大胆的夸张、开天辟地的创造力，贡献给了唐代的诗坛。敢于面对现实，为国家呼吁，为人民呼吁，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战斗的“诗圣”杜甫，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穷高妙之格，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志，是艺术化了的“诗史”，是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还有“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开拓“以文为诗”的大诗人韩愈；在命意、命题、命辞方面，务去陈言、力求创新的“鬼才”李贺；构思精巧，用典恰切，意境优美，语言华丽，音律和谐，**个中国朦胧诗的开创者李商隐；以清丽的笔触，描写生动的景色，抒发细腻的感情，造成深远的意境的诗人杜牧；等等，他们把唐代诗歌的画廊，装饰得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真可谓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者矣。此就其质而言。我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到了唐代也各体大备，无论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五言古诗，到了汉末建安时期，已经风靡一时，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七言古诗，虽然肇端于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但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鲍照崛起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到了唐代，才与五言古诗“并驾齐驱”，甚至“驾而上之”。所以五言古诗，还不过是唐人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发展，而七言古诗，则是唐人诗歌创作的革新与创造。五古和七古，除了句有定字（五字或七字），韵有定规（一句、两句或三句押一个韵）之外，是十分自由的。它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篇幅的大小没有限制。它可以押平韵，也可以押仄韵；可以换韵，也可以重韵。七古还可以兼用长短不齐的杂言。因此，它可以汪洋恣肆，纵横驰骋，不受任何束缚，特别适宜于表现大喜大悲的感情和大是大非的题材。近体诗到了唐代才定型，所以又叫作“今体诗”，分为绝句和律诗。绝句导源于南北朝的“吴歌”，经过声律化的过程，到了唐代才正式定型。它又分为五绝和七绝。一首四句，一般要求押平韵，也可以押仄韵。押仄韵的叫作“古绝”，因其带有更多的古体诗的韵味。一般不要求对偶，也可以部分对、通首对。清代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说：“绝句，盖载律诗之半。或截首尾两联，或截中间两联而成。”有人认为这不符合由简到繁的艺术规律，但从绝句的实际情况来看，确有截取律诗之前半首或后半首者；有截取律诗的前后两联者，这是大量的常见的一种形式；也有截取律诗中间两联的，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律诗则分为五律、七律和排律三种形式。五、七言律诗，必须遵守下列的规律，即篇有定句（每首八句），句有定字（五字或七字），字有定声（平声或仄声），韵脚要平声，隔句一韵，不得换韵，不宜重字，中间两联，要求对偶。它分别完成于唐初的“四杰”和沈佺期、宋之问。“排律”一名，创自元人杨士宏。它是诗律的延长，每首自六韵至百韵，均无不可。除首尾两联可以不对外，中间各联都要求对偶。五排唐初已有，七排则创自杜甫。这是唐代诗歌比较固定的形式。正如明人胡应麟说的：“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此就其体而言。谈到它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自中、晚唐以来，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表现手法上，无不都是以他们为师法，但又没有突破他们的藩篱。我们可以从唐代的李贺、宋代的苏轼、明代的高启、清代的龚自珍的作品中，看到李白的影子，但却没有一个像李白那样以惊天动地的声威，开天辟地的气势，给广大的读者以一种震慑的力量。而张籍的简丽，姚合的清雅，贾岛的奇僻，李商隐的浓艳，陆龟蒙的赡博，杜牧的豪健，又都是杜甫诗歌的一体，但却没有一个能够尽得老杜之所长，像杜诗那样的密度大、容量大，具有丰富的暗示性和无穷的延展性，以“精光万丈，力量万钧”的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所以明代的方孝孺、清代的赵翼在《论诗》中说“举世皆宗李杜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说明他们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和深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