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啼笑皆非(2021)/林语堂

自然我常想，中国思想有何可以贡献于世界和平问题。中国的社会，普通说起来，也有贫苦无告、口角纷争、贪污利己、贫富不均。只是高官厚禄之间，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来，真令人毛发竦然。究竟和达尔兰接洽的人，看到赖伐尔【法国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难免眼红。两者都是放弃道义，专言权变，但是究竟同小喽罗接洽的人，看见他人能与贼王寨主接洽，总要眼红。中国也讲经讲权，这是儒教所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还相信礼义廉耻的大端，认为行事上不可须臾离之。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国治国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师与巡警，而当兵向来为人所鄙贱。中国生活乃不重数学的生活，由于不重数学的思想习惯所造成。 于此可见，中国对于治术观法，显有不同。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简刑轻。无为而治的简单要术。社会既有良莠不齐，总得有个官厅，把几个流氓坏蛋押入牢狱，政府官厅之用处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结，若要和平，先不见兵，大家卖刀买牛，还里归田，和平政治之术，*后胥赖礼乐化民成功。 我说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并非戏言。这确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条。盖儒家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儒家素以着重实际明理见称，然而偏有这以礼乐治国的迂僻结论。美国人向也着重实 际，也许还可同意，对于以巡警治国，尤其是以特务队治国，视为可厌。他们也许并可同意，法律治国虽然可行，犹有遗憾，未臻美善。他们知道，普鲁士式的严行禁令（Verbotens），不足为民主国 民所心服，而仅一套“毋得擅犯，如违重罚”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产生好道乐道之人【所谓“民免而无耻”】。他们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谟克拉西，社会治安全靠社会各分子廉洁自好不屑为非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