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晨虹文集

　　《葛晨虹文集 第1卷：中外伦理文化研究》：　　三、“耻感文化”与扬善的政治文化　　德性人格本质理论在性善论基础上，还造就出中国传统的“耻感文化”特征。性善理论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本质上是善良的，这就排除了人真正根本的负罪意识。所以，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有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耻感文化”。也就是说，德性人格文化使人无从产生真正的“罪感”，道德约束力往往不像西方理性人性论那样，强调依靠理性自律的力量。在儒家人性、人格理论中，人的本心是道德的，不道德的行为往往来自外在干扰或自己的“不小心”。在人们内心深处，性善论教给人们的是德性人格的自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有一种善的本质，那么恶从哪里来呢？从外在来。所以，性善论重视的是如何防止它干扰本心？儒家主张每日“三省吾身”，是指要注意排除一切外在邪念，求“放心”。　　中国的德性主义人性文化传统，使人不把自己的过错视为自己本性的结果，而是视为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本心是好的，一切过错都是外在使然；人只要按本心行动，就必有德行。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说中国古代严格说来没有真正的忏悔意识，有的只是一种立足于已有本心、防患于未然的内省修养功夫。由于已确定本心为善的前提，所以一切罪过都只是由于“不谨慎”，只是由于外来的尘垢蒙蔽了纯洁的本心。在这一点上，西方理性主义人性文化有不同的意识。　　“罪感文化”的前提是，将自己的一切行为，不论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都视为自己的完全责任。作为罪感文化的一个诠释，人们常以俄狄浦斯神话为典故。俄狄浦斯受命运捉弄犯了错，但他将一切罪行归咎于自己的选择，*终用自残这样严格的自我惩罚方式负起全部罪责。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说”及其忏悔意识也都从不同侧面对这种罪感文化做了表达。　　德性主义人格理论要人们相信自己只要愿意，就可以积德成圣，这给人们道德修养一种根本的动力和可能。由此，中国性善论基础上的道德力量更多来自“扬善”而非“抑恶”。对于“人性恶”或自然人性论来说，治国或日政治，正是为了遏止人性中过多的自然欲望，调控“人对人像狼一样”的局面，而不得不强加于人类的。所以，政治作为治国手段，主要就是诉诸外在遏制恶欲来调控、治理社会。美国开国者之一汉密尔顿表达了这个理论逻辑：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么就不需要政治了。可见，政治就是“抑恶”。　　相对于自然人性论的“抑恶的政治”，德性主义人格理论主张一种“扬善的政治”。德治政治可以说本身就是人格向善的本性的一种延展。扬善的政治或德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德性作为管理国家、调控社会的主要手段。在以儒家德性主义人格理论及其性善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德性手段调控社会表现在用扬善的理想人格、伦理规范直接调控社会。这种直接调控作用是通过下述几个途径实现的：首先，通过德性理想人格对人们的召唤，呼唤出入们“本心”中的善性潜能。“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支持人们努力修养心性、完善人格，做追求至善的君子，鄙弃为利而作恶的小人；其次，通过高度重视的道德教化，发扬人们心性中的“良知”“良能”，使人们“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再次，使扬善的舆论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造成对人们无德行为形成一种“耻感”；*后，德治政治不在于没有法制，而在于它所动用的法的手段里也充满了德性内涵，这种被德化了的“伦理法”，或者“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一直在中国古代“扬善的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代西方很早就从伦理法阶段走上了契约法制道路。其中有许多深刻的历史原因，但“人性恶”的观念是其中文化预制的原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中存在着恶欲，人生而有恶、有罪，从而主张用外在强制的法律对人的恶欲进行制辖。既然恶是“原罪”，是天性，那么就没有人全能全善。因此，要设定外在强制力量来制约、调控各种恶欲和矛盾冲突。　　西方思想史上不是没有人主张“人性善”，但主流是“人性恶”和“理性人性论”，二者在这一点上的理论取向是一致的，甚至理性人性论中就包含了人性恶的前提。在中国古代文化里，人性善的主张成功地泯灭了人性恶的观念，其政治统治手段不是像西方那样主要依靠法治，而是采取了德主刑辅的德治手段。　　儒家德性伦理从性善论出发，德化了人性，塑造了德性主义人格文化模式，进而又影响并造就了“扬善的政治”模式。把德性人性作为调控、治理社会的主要基础，就不能不产生理想主义政治的局限。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制度的规导。从作用方式上归纳，社会制度规范无非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另一类是非强制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是典型的强制性规范，道德规范是典型的非强制性规范。缺少任何一类，都无法真正治理好社会。我们的社会需要“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向善引导和德性规范，同时也需要法制强制和制度程序的正义规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