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轻声细语——文艺批评文集之四(罗兰·巴尔特文集)

译者导读罗兰??巴尔特离开我们40余年了。他生前为法国也为人类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法国色伊(Seuil)出版社从1993年开始连续三年为其出版三卷本《全集》(?uvres complètes)，2002年在做出修订的基础上，又改为五卷本出版。后者合计4 500多页，若翻译成汉字，初步估算有400余万字，而我则有幸成为他130余万字著述的译者。对他的著述的翻译和在两种文字之间的穿梭与推敲，让我加深了对于巴尔特思想和其符号学主张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大大帮助和强化了我对于巴尔特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把握。所以，我要向巴尔特致敬，并为自己在译介巴尔特著述方面的付出感到慰藉。这部《语言的轻声细语》是巴尔特去世之后由其好友哲学家弗朗索瓦??瓦尔(Fran?ois Whal)选编并于1984年出版的，也是其“文艺批评文集”的第四部，亦即*后一部。据我所知，这部书是巴尔特生前正式发表过的文章汇编本*后被译成汉语的书籍(不可否认，巴尔特还有一些正式发表过的文字至今并未结集出版)。这部书，内容丰富，虽然被细分为七个部分，但大体上都不离开“文本”这个中心，其在相关方面的思考大部分也是围绕着这一概念展开的。我拟依据自己的理解对于这一方面做些概要介绍，以助力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我们还是从这本书的书名说起。这本书采用的是巴尔特1975年写的一篇序言的标题。该文一上来就说：“言语是不可逆的……已经说出的，是不能改口的，除非是扩增……我称之为‘说话拖泥带水’。说话拖泥带水……它既不真正地处在语言之中，也不脱离语言：它是一种言语活动的声音。”就是这么一小段“开场白”，便把巴尔特终生竭尽全力阐释的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理论中关于“言语活动”(langage)、“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并清晰地说了出来。按照索绪尔的理论，语言是一套形式、一套规则，而言语则是个人或一个团体对于这一套规则的使用。说“言语是不可逆的”“拖泥带水”，显然是指个人说话的线性特征，指的是在说话的过程中会带进各种观念，我国有学者现在将“言语”翻译成“言说”。说言语“既不真正地处在语言之中，也不脱离语言”，显然是指言语不能脱离作为规则的语言，现在有学者将语言翻译成“语言规则”。那么，将两者合在一起，即依据一定的规则在说话、在写作，就是言语活动，它是直接呈现的事实，现有学者将其翻译成“语言系统”。通常，人们在说话或写作时，都不会注意可做这三个方面的考虑，但正是这种划分导致了语言学理论的重大变革。我在翻译这部书之初，也曾考虑过是否采用后来的译名，但*终还是保留了高名凯先生翻译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术语译名，因为这些译名已经出现在不少语言学教科书中，而且我此前翻译过的巴尔特的书籍均采用了这些译名。虽然采用新的译名有其更为明确之处，但在某些话语场合即语境之中又不是很适宜，包括在这一本书中也是如此。那么，“语言的涓流”是什么意思呢？巴尔特在此以机器的运转状态为例，指出机器运转不佳就是说话中的“拖泥带水”，而“机器的良好运转状态表现在一种音乐存在状态中则是涓流声声”。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当说出的话完全符合各种语言规则的时候，那就如同声声涓流。但是，按照作者的阐释，说话“拖泥带水”是一种常态，而“涓流声声”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追求，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境界，对此，文中做了理据充分的说明。但这一书名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书中各篇无不是在为追求语言的“涓流声声”而做出种种努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这一名词在书中都是指“语言规则”这个概念，它有时也返回到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即“日常说话”。在这个时候，它就是指“自然语言”，例如汉语、法语等，我在译文中对这两种情况都有所注释。这本书所选文章时间跨度很大，*早是1964年发表的，*晚是1979年发表的。在这15年光景中，巴尔特吸纳了多位结构论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接受了多种文本理论的影响。他系统地阅读过美籍俄裔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书籍，接受了后者六种语言功能之说和“诗学功能”就在于强调讯息自身的论点；他赞赏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对于“主体性”和“陈述活动”的论述；他在《外国女人》一文中也介绍了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带给法国符号学研究的新气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关于“文本理论”的符号学思考；等等。因此，要介绍巴尔特关于“文本”的理论，必然会与其他学者的思想或理论有所联系和比较。我在见到本书中的《从作品到文本》(De l??uvre au texte，1971)一文之前，一直秉承的是巴黎符号学派即格雷马斯(A?J?Greimas，1917―1992)的观点，认为“文本指一种被看作先于对其分析的单体”Greimas A J,Courtés J?Sémiotique?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Paris：Hachette，1993：390.，也就是说，文本就是已经存在于分析者面前的一种客观对象。不仅如此，格雷马斯的“叙述符号学”(sémiotique)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包含着对于句法和语义的全面分析。由于这种看法在我头脑中由来已久，所以，在我看到巴尔特有关文本的观点时颇感意外和震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对于“作品”与“文本”做了出人意料的界限清晰的划分。所谓“作品”，就是通常可以摆放在书架上的“书”，这似乎很好理解；而对于“文本”，他只承认“在一部非常久远的作品中，可以有‘某种文本’，而很多当代文学的产品根本就不是文本”。他又说：“文本只有在一种工作之中、一种生产活动之中才被感受到……它的构成性运动是横穿”，“文本依靠符号来探讨、来感受”，“文本的场域是能指的场域。……文本并非是多种意义的同时存在，而是多种意义的路过和穿越……实际上，文本的多重性并不依赖于其内容的含混性，而是依赖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它的被编织了的那些能指的立体平面式多重特征(从词源学上讲，文本就是一种编织)”。说来也巧，根据我国学者屠友祥先生的考证，汉语中的“文”字，也是“编织”的意思，所以他把巴尔特的《文本带来的快乐》(Le Plaisir du texte)一书就翻译成了《文之悦》，这似乎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于“文本”的理解。至于写出文本的作者，巴尔特认为“书写文本的“我”，从来也不过是一位纸上的‘我’”。“有关文本的话语其自身只应该就是文本，就是对于文本的寻找和研究工作，因为文本是这样的社会空间，它不躲避任何言语活动，哪怕是外部的言语活动”。综合起来，巴尔特的“文本观”有以下几个层次：**，“文本”并非是以“分析对象”出现的，它是方法学的承载事实。第二，“文本”是“在一种工作之中、一种生产活动之中才被感受到”的存在，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动态的可感事实。第三，巴尔特坚持“文本的场域是能指的场域”，也就是说对于文本的研究，只需依靠能指在文本中的多重性而不涉及所指，只需依靠表达平面而不过问内容平面。第四，至于文本的作者，“从来也不过是一位纸上的‘我’”。简言之，巴尔特回避了把文本整体地看作分析对象的问题，而是直接就把文本可提供的分析内容看作文本，并且这种文本概念不涉及语义和写作主体。也许，正是因为巴尔特的这种特殊的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的这一文章和相关文章，努力地挖掘其深在的道理。我认为，从符号学的研究角度来讲，巴尔特的论点不无一定道理，因为符号学本身就是对于构成文本的各种形式进行研究。结合该文章发表的年代(1971)，我将其看作巴尔特对于文本符号学研究的新的思考阶段，或者将其看作他1973年写作重要文章《文本理论》［Texte(Théorie du)］的前期准备。他在这后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本是以内在性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为禁止对于(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内容和决心的任何参照；不过，它也是以外在的方式得到研究的，因为就像不论什么实证科学那样……它服从于对于一位学者主体的有距离的监督……文本自身也是位于言语活动视角之中的一种言语活动片段”。他赞同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相关定义：“我们把文本确定为一种跨语言机制，该机制在一种针对直接的信息的交流言语与各种先前的或共时的陈述语段之间建立关系的同时，重新分配语言的顺序。”搞符号学研究，寻求在某一个方面有所突破，是允许的也是常见的。我们只能在不同学派之间的比较基础上做一下评价。我认为，相对于当时已经存在的巴黎符号学派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巴尔特的论述只集中在了能指方面，没有涉及对于内容平面即语义逻辑的形式研究，这是明显的不同。这与他*初写作《符号学基础》时引述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有关表达平面与内容平面之间表现关系时的观点有所脱离，但与他1968年写作的同样被收录在本书之中的《作者的死亡》一文是一脉相承的。巴尔特在《作者的死亡》中认为，作者一进入写作就会“死亡”，这是长时间以来搅动我们大家视线和让我们对于这种提法多少有所不解的地方，也促使我较早地将这一文章翻译成了汉语。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300307.但是，我们在了解了巴尔特对于文本的上述基本主张之后，也许就可以知其大概了。巴尔特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处就指出，“其实在的原因便是，书写是对于任何话音、任何起因的破坏。书写，就是使我们的主体在其中销声匿迹的中性体、混合体和斜肌，就是使任何身份――从书写的身体的身份开始――都会在其中消失的黑白透视片”，随后便“只有言语活动在行动，在‘出色地表现’，而没有‘自我’”，“言语活动认识‘主语’，而不认识‘个人’”。他紧接着说：“一件事一经讲述――不再是为了直接对真实发生作用，而是为了一些无对象的目的，也就是说，*终除了象征活动的练习本身，而不为任何功用――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话音就会失去其起因，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书写也就开始了。”他举出马拉美、瓦莱里和普鲁斯特的写作例子，他说“马拉美的全部诗学理论都在于取消作者，而让位给书写”，他说瓦莱里“不曾停止过怀疑和嘲笑作者，他强调语言学本性”，说普鲁斯特“明显地以极端精巧的方式竭力打乱作家与其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不使叙述者变成曾经见过、曾经感觉过的人，也不使其变成正在书写的人，而是使之成为即将书写的人”。他还从“陈述活动”概念方面找到了依据，“陈述活动在整体上是一种空的过程，它在不需要对话者个人来充实的情况下就能出色地运转。从语言学上讲，作者从来就只不过是书写的人”。我认为，巴尔特的这一论述，比起也在本书见到的其1969年写作《关于一本教材的思考》一文时的观点，更进一步脱离了内容平面。他当时说，作者在其中只不过是一种经过，“一位作者为讲述一个故事或仅仅是为陈述一个文本可以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观点”。这就是说，作者从写作文本开始就已经转换成其他身份而融于文本之中了，但无可否认的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那么，作者做了怎样的转换呢？后来的研究告诉我们，“作者可以是叙述者……实际上，通常出现的叙述者就是装扮过的作者，而各种人物则是被分散的作者”。不过，身处这一阶段的巴尔特对此并无更多的阐述，他有关文本的理论似乎就到此停住了。让人不无遗憾的是，他虽然两次写过《我为什么喜欢本维尼斯特》(1966，1974)，但他未能更为深入地在本维尼斯特“主体性”的三种“模态”(想要、能够、应该)方面有任何发展。在这一点上，格雷马斯的理论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与弗朗索瓦??拉斯捷(Fran?ois Rastier)一起阐述的“符号学矩阵”很好地奠定了文本语义分析的逻辑框架，他建立的“行为者模式”的六位行为者(actant)与五个模态动词(想要、能够、应该、懂得、认为)的结合，就很好地说明了作为作者转换成分的各种出现状况(尽管也不是对于“作者”的直接分析)，也使得陈述活动之“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充实。我在想，如果有学者想尝试将符号学分析与传统的(历史的、社会的、生平的)文学批评进行某种结合的话，也许就是在这里可以找到突破点。概括说来，巴尔特的“作者的死亡”之说，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不考虑语义(意指)变化和作者的各种转换呈现，又不能说不是一种欠缺。那么，既然“作者”已经“死亡”，文本的“主体”又该是谁呢？巴尔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结尾处告诉我们，“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我认为，巴尔特有关“阅读”的论述堪称精彩。本书**部分“从科学到文学”包含6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是只谈阅读本身的：一篇是《书写阅读》(1970)，另一篇是《谈阅读》(1976)。在**篇文章中，巴尔特首先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过于对作者感兴趣，而根本不考虑读者”，而阅读“便是让我们的身体来工作”，“我们一边阅读，一边也就将某种姿态印记在文本上了，而且，正是为此，文本才是有生命力的”。在第二篇文章中，巴尔特指出，阅读的主体是读者，于是便出现了阅读对象与读者各个方面的“相关性”(pertinence)问题，随后，全篇文章便展开了对于这种“相关性”的论述，让我倍感新颖和颇获收益。我们在巴尔特的这种论述中，看到了来自接受美学和符号学两个方面的影响。以上是这篇导读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我需要指出，巴尔特在本书不同文章中，一般使用自索绪尔延续而来的sémiologie一词来定名符号学，但也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使用了sémiotique一词：他1970年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符义分析研究》一书的出版而写的《外国女人》的文章就使用了这个名称，因为克里斯蒂娃本人多使用sémiotique一词――不过，在巴尔特看来，克里斯蒂娃的“符义分析(sémanalyse)的意义”就是“半符号学、半精神分析学的意义”(见本书《米什莱在今天》一文)，也就是说，是结构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见于他1979年为梅斯(Christian Metz，1915―1995)的电影符号学而写的《学与教》一文，也是因为梅斯自己多用这个术语；但他在1971年写的《作者、知识分子、教授》一文中，则是他为定名一种“新的符号学”也使用了sémiotique一词，这是很有意味的，他说“正是在反对乔姆斯基心理主义(或人类学主义)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符号学(sémiotique)在寻求建立”(当然，巴尔特在这之后的文章中，也还有过使用这一名称的例子)。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符号学学会(AIS或IAS)于1969年在巴黎成立而采用sémiotique名称之后，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两个术语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等值互用时期。另一方面也正像对法国符号学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汤姆斯??布罗登(Thomas Brodon)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此时的巴尔特采用sémiotique名称，也许是表明其向后来坚持使用sémiotique的格雷马斯靠拢(不可否认，格雷马斯也曾在早期个别地使用过sémiologie一词)，原因是他们两个人曾经是多年的老朋友，但却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研究方法和使用哪一个名称方面互不相让，而此时的后者也连续发表了几篇在思考方式上并不特别严谨的和属于审美方面的文章，并以《论不完善性》(De l?imperfection)为书名出版，算是表明两人在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接近和纪念他们之间的友情张智庭?话语符号学：从韩蕾《论巴尔特》谈起?符号与传媒，2020(2)：112.。总之，本书的内容是丰富的，读后、译后均受益匪浅。但我在这里愿意转述一下法国符号学界对于巴尔特符号学思想和法国符号学整体情况的看法：巴尔特的著述对于深化文化层面的符号学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仍然拥有众多读者，他的书依旧大量再版，但在当下的法国，“叙述符号学”(sémiotique)已是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而且是符号学理论众多新课题采用的名称，它有望在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自立的普通符号学。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信任，也期待专家和读者的不吝指正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