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诗经:全本新绎 全三册(精装)

《诗经》有十五国风，相对于周王朝来说，这些地区所采集的诗歌，都可说是民间歌谣。即使有出于诸侯贵族的作品，也都是供中央王朝采择观风之用而已。 《国风》所收各地民歌，共160 篇。就产生的地域而言，《周南》《召南》，以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南方地区为主，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南部以及长江中上游、汉水、汝水等流域。《邶风》《鄘风》《卫风》，以殷墟朝歌王畿周围为主，包括今河南淇县、新乡、滑县一带， 以及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王风》《郑风》《陈风》《桧风》，以今河南洛阳、新郑、淮阳、新密等地为主；《齐风》《曹风》，以今山东临淄、定陶一带为主，都是商周当时的都会地区。《魏风》《唐风》，分别在今山西南部及汾水流域太原附近。《秦风》《豳风》则在今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以及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就产生的时代而言，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前后的西周初年，到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春秋中叶，都有作品传世。虽然很多诗篇无从确定著成的年代，但从相关资料看，《周南》《召南》《豳风》传世较早， 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从邦国兼并、乐章流传的角度看，那么《邶风》《鄘风》《唐风》《桧风》，似乎也应该比其他相关的国风早。 接下来，我们将依《毛诗》编次的顺序，来逐一介绍。首先介绍《周南》和《召南》，并在分别解题之前，先说明它们列于书前的意义。 《国风》的“二南”，《周南》和《召南》，据郑玄的《诗谱》说，是“风之正经”，可以“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当然这和西周初年周公旦、召公奭的受封，大有关系。 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受封，前后有三次：**次是西伯姬昌（周文王） 迁丰之后，他把自己的岐邦周、召之地，分派给周公旦和召公奭作为采邑。第二次受封，是周武王伐纣克商以后，遍封功臣及同姓亲属。《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第三次受封，则是周成王已立之后，周公摄政之时。《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三次受封，和“二南”诗篇的关系，都至为密切。郑玄《诗谱》说得很清楚：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 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宏一按：指江、汉、汝水旁之诸侯国，包括雍、梁、荆、豫、徐、扬等地），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 表面上看，好像重点集中在周公旦、召公奭**次或前二次受封之时，但文中既然说“得圣人之化”“得贤人之化”“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自应包含三次受封在内。如此也才能解释郑玄何以下文会这样说：“时徐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天子之风，今弃其诗，夷狄之也。其余江、黄、六、蓼之属，既驱陷于彼俗，又亦小国，犹邾、滕、纪、莒之等，夷其诗，蔑而不得列于此。”南国之诗为什么只取录《周南》《召南》，十五国风中为什么不列当时的一些小国及其风土诗歌，郑玄在这里都解释清楚了。 所谓“二公之德教”，并非专言周公旦、召公奭二人之道德教化，而是指他们在周南、召南这两个大地区所推行的文王之化、后妃之德。这一点，郑玄在《诗谱》中，也讲得很清楚： 初，古公亶父聿来胥宇，爰及姜女。其后，大（太）任思媚周姜， 大（太）姒嗣徽音，历世有贤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终以《麟趾》《驺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兴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获嘉瑞。 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从这些话中，可以体会出郑玄说《诗》，是从政教风化的立场出发的。《周南》《召南》中的诗篇内容，多咏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题材， 不论它们原先作者是谁，因何而作，但是在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一旦被采诗者或献诗者所用，被编《诗》者所辑，再经过太师比其音律，这些作品其实都已另外赋有礼教的意义与作用。宋代以后，儒者多喜据诗直寻本义；清末以来，学者多喜恢复其民歌原始面目，其实对《诗经》的传承而言，不过是多提供一些具有时代性的不同读法而已。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核对十五国风与周王朝的时代世系，兹据《史记·周本纪》《逸周书》《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资料，列古公亶父至周灵王世系于下页（× 表夫妇关系）。 必须事先声明，真正的周王世系，是从周武王算起的，但武王克殷的公历纪年，从来说法纷歧，有人定为公元前1122 年，有人定为公元前1046 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者如《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中华通史大历典》，后者如“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报告、《新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各有依据，出入颇大。一直到公元前841 年以后，始趋于一致。因此，本书所列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以前之公历纪年，仅供参考之用，不足以作为定准。也因此，周武王以前之王侯世系，所据不同，多不附公历纪年。幸读者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