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

我没法想象母亲年轻时的模样，但我知道在牌坊街人们的眼里，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早发现这一点，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以“洋马”这个外号戏谑我，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影射我的母亲，我和他们打了一架。可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母亲高高的身材在牌坊街是引人注目的。我发现没有谁的母亲能如我母亲那样引起牌坊街孩子和大人的关注。和母亲一起走过大街，我能感觉到店铺门廊里投射出的目光，感觉到人们脸上浮现出的善意或恶意的微笑。母亲的身影用骄矜、自若笼罩着我，我仿佛听见人们发出的羡叹：瞧这女人！瞧这孩子！在这样的感觉中长大，我无法想象人的一生除了骄矜、自若，还会有别的什么心态？直到母亲的晚年，和年近八十的母亲一起上街，我仍能感到自尊心的满足，如孩提时一样沉浸在骄矜、自若的喜悦里，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是个落泊回乡、寓身市井、身份灰色的无业游民；二哥还在边疆劳动改造，尚未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母亲衣著整洁，持杖款行，一边回应熟人们发出的亲切招呼，一边领受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的目光。我依然仿佛听到人们心里发出的赞叹：瞧这老太太！瞧她的儿子！和母亲在一起，我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得格外欢畅，倨傲的秉性也特别令我得意。从小学到大学，到母亲的晚年，她常责骂我“骄傲！你个骄傲的东西！”在我听来，母亲的责斥更像是赞赏和夸耀。 我想象着民国十二年的一天，那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从前的日子。一个年轻媳妇出现在城东三里文峰塔下的土地上，在金黄色的谷田里弯腰收割。当她直起身擦汗的时候，沟对面地里的男男女女全都扭过脸来盯着她的身影。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望着她哗笑，瞧啊！老二家的新媳妇下地了！母亲身穿士林蓝短褂，黑裤子，虽然按当时的风俗把浓密的黑发在脑后挽起了发髻，但那稚嫩、润泽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睛，看起来仍然像个玩心未退的女孩。 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老家经常诱发着我的想象。我想象着在很早很早的从前，有一帮灾民，担着担子，推着手推车，携家带小，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座县城。他们走出南门，越过城河，走过一座石碑搭起的小桥。向东望去，一道丘陵的影子隆起在东方天宇，丘陵上耸立着一座九层砖塔。沿着长满野草的土路走上冈坡，脚下是一片沟壑隔断的荒野。这些外乡人在这外乡的荒坡里住下来，盖起房屋，种下树木，打下水井，搭起鸡舍、牛棚。文峰塔下有了炊烟，有了呼儿唤女的声音。他们操着和本地人不同的口音，在周围庄园里干活。人们把这地方叫做“侉子营”。也许这些被当地人称为侉子的人就是我的先祖，也许在某一次变迁中，我的先祖从侉子们手中把这座庄园变成了自己的产业。这一切本来和我没什么关系，由于母亲的到来，它成了我的老家。这很自然，也很奇怪。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不断被这个问题困扰，不明白我的生命和侉子营是怎样被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南阁街姓田的木匠去世，他的女儿正当婚龄没找到婆家；如果不是因为牌坊街的灯笼匠答应给我的外祖母买头驴子，我母亲这个木匠的女儿就不会嫁给他，侉子营对于我也就毫不相干，我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小村；这小村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个人。侉子营变成我生命中的一个世界，完全是因为外祖父去世了，外祖母需要一头驴子。外祖母有了一头驴，舅父、舅母就能继续开他们的磨房，继续卖蒸馍。我母亲为了换这头驴，嫁给了牌坊街的灯笼匠，灯笼匠出生在侉子营张家，我就成了张家的后代，我的孩子们也成了张家的后代，侉子营对于我和我的孩子，不再是地球上的一个普通的村庄，它成了我的家族血脉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