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文库148·雨林里的消亡 一种语言和生活方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终结

做了那么多年人类学田野工作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成为一个成功人类学家的要诀就是坚持逗留到让人生厌。因为人类学的整个目的就是试图不光理解人们说了什么，还要理解人们实际上做了什么（要搞清楚这两项活动往往是不同甚至矛盾的），一个人类学家很少只是采访一个人或递出一张问卷，然后就走人。相反，我们会待上一会儿。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人类学家得具备一项天赋——或发展出一项技能——不招人眼目地逗留。 对于身涉其中的每个人来说，逾期逗留到让人生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想象一下跟一个人类学家交朋友，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你家附近，广而告之说他要写一本关于你这样的人的书。出于礼貌、好奇或同情，你也许会邀请他某天下午一起吃顿饭。人类学家会早早就到了，把一顿午饭拉长到一个下午，留神专注地听你讲你自己的故事或任何其他事情。突然，你会发现你不知怎么就把他邀请到你家吃饭了。他会跟你爱人友好地开玩笑，跟你的孩子们玩耍，对着你的鹦鹉咕咕叫，变成你家狗子*好的伙伴。所有的杯盘碗碟都洗好收起来后，你转过身发现，那个人类学家还在你家厨房里，或客厅里，眼睛明亮，一脸热情地待着。*终，你会宣布说你累了，得去上床休息了。人类学家会礼貌地离开。第二天他又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第三天也是。 从人类学家的视角来看，这种长毛狗一样的行为的目的就是把你磨平——帮助你了解一个人类学家不想每次都像客人一样被特别招待。他想被当成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人：倒不是说要像家人一样，而是更像一件舒服的家具或一株盆栽棕榈。 这一角色——用这个学科的术语来说，美其名曰参与式观察——建立的过程不是那么令人愉悦，田野工作*糟糕的部分永远是*初那几个月，那时每个人都在探测哪些是可以被接受的边界。我记得很多很多次在不同的做田野调查的地方，我和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在一个空咖啡杯或一盘被扫荡一空的食物面前寻思着，“现在他们真的很想让我走吧”——而且会刻意抗拒发现这一点后正常明智礼貌的后果。我知道如果我再多逗留哪怕一会儿，就能更快向不知所措的招待我的人传达，我不需要他们照顾，我人畜无害，如果他们继续该干吗干吗，完全不注意我，我也丝毫不会介意。 1980年代我**次长待迦普恩的那十五个月里，我有上百个小时都在逾期停留，大部分时候都在记录母亲及其他人是怎样和婴儿说话的。我遵循一个严格的日程安排：一周三天，我会天不亮就到五个感到困惑的家庭之一那里，他们同意我录音，我就带着我的录音设备和笔记本坐到一个不招人眼目的角落里。有时我跟着妈妈们和她们的孩子一起去其他人家里或园子里，有好几次，我跟着一对已婚夫妇，他们带着孩子去雨林里砍西米棕榈树，加工西米粉。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会在屋子角落里坐上一整天，一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打开录音器，做好记录，比如孩子和来来去去的大人的名字，他们说话的时候和他人的关系和所处的位置。 坐在房间里时，我并不会假装自己是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整天里，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和妈妈、她的孩子以及任何路过或过来串门的人聊天。有小孩子或往往连着孩子母亲一起在午后的烈日下睡着时，我也会蜷缩在地板上打个盹儿。 我会待到天黑，屋里什么都看不清时才离开。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又来了。 通过几百个小时和照顾婴儿的人以及孩子们待在一起，我所做的记录和观察让我得以理解泰雅博语是如何消亡的。在我1980年代末写的那本关于村里语言情况的书里，我讨论了泰雅博语向孩子传输的渠道是如何无可避免地被割断的。我预测我所认识的十岁以下的孩子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学泰雅博语，我也预见到了除非有什么奇迹发生，泰雅博语很快就会永远消失。 2009年，自我1980年代末**次长待后，我回到了迦普恩，自然很好奇地想看看，我做过的关于泰雅博语消亡的预言有没有应验。1980年代我记录了语言掌握程度的那些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他们中许多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我离开这个村子后，这些孩子有学习掌握泰雅博语吗？这门语言真的在消亡吗？还是比我所预测的更顽强？ 多数研究者往往把自己学术事业的赌注押在永远正确上，跟他们不同，我则抱有很高的希望，巴不得自己关于泰雅博语的预测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发现我误判了村子里的情况，泰雅博语这门极小的语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壮大了，那将给我带来巨大的喜悦。我甚至幻想过在我要写的这本书的标题里就宣告我的错误。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标题是什么，但我记得里面有“弹性”或更烂的“浴火重生”这样无病呻吟的词语。 当我再次在村子里安顿下来，我想着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年轻人到底还说不说泰雅博语。然而，即便过了三个多月，我发现我还是无法准确判断年轻人到底有没有掌握这门语言。 每当我问年轻人他们说不说泰雅博语，他们都告诉我他们是说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听任何人真的说过。偶尔，我会听到一个年轻人蹦出一两个泰雅博语里的习语，像“让开”或“你要尿了”（因为我要打你）。这些话通常让一个场景显得很滑稽，而且经常伴随着欢笑。我好像还感觉到，每当二十五岁以下的村民用泰雅博语哪怕只说一句简短的习语时，他们就会转变声调，仿佛在暗示他们是在引述或模仿另外一个人，通常是在嘲笑他们（比如一个大男人的权威腔）。 每当有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会说泰雅博语时，我就会让他们告诉我用这门语言互相说些什么，他们会列出一些词，比如mum和tamwai（分别是“西米啫喱”和“西米饼”），以及一些基础的习语，比如命令别人给他们递槟榔或烟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