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这么多时间推动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到城里打工。不过正如前面所说，找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找得到工作，他们也只是在暖和的季节里干上3到6个月，之后又回到村里闲着。　　人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家里过的，除了看电视、打麻将，在村里就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了。不断有人告诉我说，村里已经多年没有任何公共活动。村干部对组织公共文化活动和村民会议根本没有兴趣。在非集体化之后，村民甚至连个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一位集体化时代的宣传队员说：“现在街上一点人气都没有，屯子里跟死的一样。”的确，非集体化之后，在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文化、道德价值等各方面，下岬村的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　　对于那些曾经在集体化时代生活的人来说，政治参与上的变化令人吃惊。从土改以来，开会已经成为村里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村民愿不愿意都必须参加。除了政治运动带来的各种大会小会之外，还有常规的社员大会，以解决各种日常的生产与分配等问题。许多社员还参加了大队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共青团、妇联、民兵、贫协等等。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会议与活动。党员还有自己的例会与学习。　　当然，除了“四清”与“文革”一类以干部为对象的运动外，绝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是由村干部代表国家来组织与控制的，村民的参与也不是自愿的。许多人在回忆起当初的情况时，都提到这些无休止的活动既无聊又浪费时间，因为在集体化期间，大家每天忙于出工，之后还得照料自留地和家务。不过，经过多年之后，村民已经习惯了这类活动，而且有时候的会也还是很有意思，村民的确感到自己的参与起了作用。一个老党员对我说，有一次党支部因为吸收一名积极分子入党而召开了4次全体党员会议讨论，原因是那人的出身不是贫农。　　70年代我在下岬时也参加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会议。这些会议对全小队的人都至关重要。在1973年的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队长的去留问题。队长本人想要辞职，除了健康之外，主要原因是他因为管不了一批不听话的青年而生气。那次会议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召开，讨论持续了5个多小时。队长本人不肯到会，与会的社员——包括那批捣蛋鬼——想了好些办法去挽留队长，并且积极讨论了改进工作的方案。结果非常富于戏剧性：3个年轻人到队长家里道歉，可队长还是不肯到会；后来其中一个青年干脆将队长背到了会场。而1971年我自己在队里落户的问题也曾经在小队会上被热烈讨论过。后来我听说，大家意见分歧，因为许多人觉得让本生产队来为大队接受新社员不公平，因为这个大队还另有3个小队。　　*后一次社员大会在1983年召开。通过那次大会，土地被分到了社员手中；大家还通过抽签的方式去买队里的牲畜、农业机械，以及其他公家的农具。有着20多个房间和一个大院的大队部*后被拆毁，大队那个能容纳400多人的礼堂也被拆了。从那以后，群众参与政治与公众活动的程度大大降低，原因不仅是包产到户，也是因为村领导层的变动。许多下岬人注意到，自1987年那位“三不”书记上台后，村里再也没有开过大会。90年代以来，连党员都不再开会，党支部也不再起作用了。从那以后，10年内除了那个小霸王支书以外，连新党员都没有发展过。共青团、民兵等组织只在每年给县政府打的报告中才能见到。每当上头有新指示、新政策，干部就通过有线广播通知村民，特别是要通知大家如果违反这些政策要罚款多少。公家的账目是保密的，村民根本不知道村子在90年代末已经欠下了多少债务，只知道每年他们纳的税都在增加。村里的人告诉我，干部不肯开群众大会，是因为干部没法交代公款的下落，也不愿意让大家讨论由于他们那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引起的问题。　　当我问起中央政府在90年代大力提倡的村民选举时，看来下岬人根本没有将那当一回事。下岬已经进行了3次选举。每次选举时，支书就派出他*信任的亲戚挨家挨户送去“正确”的选票，以保证选票投给“正确”的候选人。有一次，一个村民的妻子因为瞧不起支书的情人而不肯听话，第二天他们家的供电就被切断了。这家人靠粮食加工为生，这一来就断了生路。当丈夫的只好给支书及其情人送礼，求他们恢复供电。　　90年代末，唯一的一次群众政治参与是一批村民试图向政府反映支书的劣迹。他们给县、地、省各级机构写信，并且组织了两次集体上访，而且还计划到省纪委上访。在声势*为浩大的时候，他们在上访信上征集了近300人的签名。这些活动都是由集体化时代的干部或积极分子组织的，因此后来也就演变成了现任与前任书记之间连年累月的权力斗争。至于一般群众，他们只对眼前立即能生效的行动感兴趣。比如1998年那次示威，目的仅是不用交每户300元的杂费。在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村民只是站在一旁隔岸观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