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一个其居民的食物在过去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转变成了一个进口食品的消费大国。对于这个国家的消费者们来说，这些进口食品，往往以新事物的身份排挤掉了人们平时所熟悉的旧事物；要么它们依旧作为新鲜玩意儿，慢慢地才转变成了普普通通的日常消费品。上述变化发生之后，食物获得了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是指食物对于人们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和内涵，以及人们通过消费食物所传递的信息。而所有这些都与各种各样的社会差异有着联系，所谓的社会差异包括年龄、性别、阶级和职业。食物的“意义”同样也与国家统治者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里所说的“意义”有两类明显不同的含义，一类是所谓“内在”的意义——内在于一个社群的礼仪和日程表里，内在于就餐或吃东西的场合中，内在于一个社会群体自身之中；当人们表现出某些事情和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时候，这些“意义”便透过人们给反映了出来。例如好客“意味”着自重，自重“意味”着明白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而明白自己的位置则“意味”着能表现出中规中矩的好客之道——如何打招呼、发出邀请、如何招待茶、糖和小甜饼，等等，诸如此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伴随人的一生；在生日、婚礼、葬礼和节日上，在工作之余休憩时；新的消费形式嫁接到了旧的形式之上，带着相近或类似的“意义”。　　先前我已经提出了习得和实现“内在意义”的两种过程。在“顺延”中，一群人复制、模仿甚至是竞争性地仿效着另一群人的消费实践，而这另一群人通常有着更高的社会地位。以雕花装饰，配上“糖丸”、贺词和硬糖塑像的婚礼蛋糕，这样的蛋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新的“食物”；消费牢牢地嵌入到了特定的场合之中，它被仪式化为这些场合的一部分。当食用婚礼蛋糕这一习俗向下传遍整个社会之后，由于条件和环境方面的极大差异，可以预料的是蛋糕的用途会发生改变。即便如此，“仿效”依然是这一习俗流传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一种“顺延”。　　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兴起的，许多围绕蔗糖及其副产品的消费行为，它们似乎并不属于模仿，尤其是当这些消费行为不以特权阶层为背景时。由于糖制品对于穷人而言，变得比当初它们对富人而言更加重要（对穷人们来说，糖更多是作为热量的来源而不是地位的象征），同时也由于食用糖的场合越来越多，于是新的用途和意义开始兴起，而这种兴起也与特权阶层脱钩。此类创新可以用“广延”来指谓。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一方面新的使用者们将特定的行为以及他们所感受到的“内在意义”挪为己用，另一方面新的用途和意义不时地被创造出来，而这并不仅仅是在模仿。在“顺延”中，权力阶层决定了新事物的出现及一定程度上它们所具有的意义；而在“广延”中，权力阶层虽然可以控制新事物的获得，但新的使用者们却能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在与我们都息息相关的更广泛历史过程中——蔗糖举国上下地广为传播，那些社会中握有权力的人，他们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这不仅仅体现在糖的获取方面，至少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了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方面。　　于是要把握“内在意义”之外的另一类意义，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对于消费者而言应该增生出什么样的意义，才具有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对那些社会的支配者而言。同时也要思考那些社会的统治者或掌控者们，他们是如何借助“内在意义”及实现“内在意义”的消费活动的扩散式传播，来巩固其地位和利益。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社会群体的消费，无论是种类还是程度都并非天赐不变的；而人类的特性及潜质也同样具有可塑性。反过来说，在社会群体内部，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而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　　附加了特定“内在意义”的事物和行为，它们帮助确立了社会常规。人们的社会化学习和实践把它们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意义都联系在了一起。大米和戒指在婚礼上具有特定的意义，这就如同百合花与点燃的蜡烛在葬礼上一样。这些（事物和使用方式）由于都是象征，所以它们带有历史性——兴起、壮大、变化乃至消亡，而它们也总是属于特定文化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它们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们“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出现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而在这特定的背景下，与它们相关的意义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没有任何一种象征是纯粹独立的，即使它与其他象征之间缺乏内在的联系，它可以和其他象征一起穿越时间，借由它的存在所产生的信号与其他的象征进行相互强化。正如可以追溯到一个象征与象征之间尚未建立起任何联系的时间点一样（就像糖和茶*初并没有什么关联那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象征与象征之间原有的大量联系会由于某种变化或其他原因而断开或失效（就如同茶和它的意义从殖民地美洲的饮用习惯中脱离了出来，被咖啡取而代之）。　　像茶叶这样的事物，吃饭这样的场合，“好客”与“平等”这样的观念及寓意，人类的智慧把它们组合成了不同的模式——在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加以利用，这些模式存在于特定时间地点下的社会行为过程中。出生和死亡，对于人类而言是普遍意义上的必然；而我们能够运用象征赋予事物以意义，然后根据意义展开行动，这同样是我们天性中所固有的和普遍存在的——如同学会行走或者说话（或是如同出生和死亡）。然而我们究竟会把什么样的东西与生活相联系并赋予它意义，这一点却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力量而难以预料。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把像出生和死亡这样的生物性活动，转变成了社会性的活动，每一个人类社群都有自己处置生死之道。由大量相互重叠的子群体所组成的大型复杂社会，通常缺乏那种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统一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的成员们在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广泛的区别；受历史的影响，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得以达成目标和开展行动的条件也不一样，而个体需要通过目标和行动来确立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的意义。　　17世纪的英国，如同它在欧洲大陆的邻居们一样，社会被森严地区隔着，区隔的依据是人的出生、财产、血统、性别和地位等。消费实践在这样的社会里被统治规范非常严格地加以区分和强化。因此，实践新的消费形式，由谁来实践，以及这些新的消费形式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到其他社会群体，传播过程中是否伴随它们原有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英国社会本身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并且标识出了英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