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刊.第二集

孟浩然与江心屿的美丽邂逅 陈瑞赞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的年尾，一位诗人沿着瓯江顺流而下， 与迎候他的友人相会。这位诗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孟浩然。为了谋求一官半职，孟浩然曾滞留洛阳多年，结果却一无所获（“皇皇三十载， 书剑两无成”）。失意之下，南游吴越，希望借助东南佳山水来开释胸怀（“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孟浩然从前一年开始杭、越之游，这回从天台山下来，绕道到永嘉、乐成，已是行程的*后一站。迎候他的友人，是被贬为乐成（今乐清）县尉的张子容。孟浩然和张子容都是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曾经一起在鹿门山隐居。“他乡遇故知” 本是人生乐事，但孟浩然的诗中却更多地充满了穷海失路之悲：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廨宇邻蛟室，人烟接岛夷。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这首诗题为《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上浦馆位于瓯江北岸， 故址在今永嘉县乌牛街道码道村。从诗题来看，孟浩然写的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事，即与张子容的相逢。诗题交代得很清楚，张子容在上浦馆迎候孟浩然，孟、张见面就在上浦馆。但因为孟诗颔 联提到了“孤屿”，这首诗却被当成了题咏江心屿的名篇。清初释元奇纂修的《江心志》，嘉庆年间陈舜咨纂修的《孤屿志》，都收录了这首诗。 但孟、张二人既然在上浦馆相逢，他们又怎么会在孤屿题诗 呢？难道孟浩然在上浦馆登岸之后，又和张子容回棹登临江心屿游赏吗？今人确有如此作解者。比如已故的陈贻焮教授，是研究孟浩然的专家。他所编的《孟浩然诗选》在对 “孤屿”做了详尽解释后，推测说：“作者与张子容于上浦馆相逢后或即同往永嘉游览。”黄世中教授在《乡关失路悲，归去烟中远——孟浩然与张子容泛舟温州永嘉江二首》一文中说得更为确定：“一、二句叙相逢之时、地，时间在暮色苍茫之时，地点则是江村之逆旅即上浦馆。从一、二至三、四有较大的跳跃。张子容接到孟浩然以后，马上沿瓯江上溯，到了江心孤屿，为同乡好友洗尘接风，遥对众山而相与畅谈饮酒。他们在孤屿酒楼上，一边举杯，一边题诗。” 假如孟浩然与张子容 “孤屿共题诗” 确有其事，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相关的作品。但翻检《孟浩然集》，除了《永嘉上浦馆 逢张八子容》外，另有五首写于温州的诗（《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除夜乐城张少府宅》《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永嘉别张子容》），似乎都与“孤屿题诗”无关。张子容虽然没有诗集传世，但《全唐诗》收其任乐清县尉所作的诗也多达九首，同样没有“孤屿” 即江心屿的题咏之作。年代久远，当然不能排除文献散佚的可能，但没能找到孟、张共同在江心孤屿题诗的“实锤”证据，总是让人难消心中的疑惑。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孟诗中的“孤屿”并非江心屿呢？以“孤屿”为名的地方并不只有江心屿一处，在孟浩然的故乡襄阳，恰好也有一座 “孤屿”，即汉江中的鱼梁洲。在《孟浩然集》中有一首《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诗，结尾说：“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写这首诗时，孟浩然住在襄阳城外的涧南园。王迥是鹿门山的一位隐士，偶尔入城卖药，趁便拜访孟浩然。孟浩然登上鱼梁洲，南望鹿门山，想起送别王迥的情景，不觉怅然若失。鱼梁洲与鹿门山相距不远，今天的游人如果从鱼梁洲出发，乘坐轮船沿汉江顺流而下，大概只需半小时就可抵达鹿门山。孟浩然大概经常游览鱼梁洲，与友人在鱼梁洲上诗酒唱酬。 如果孟诗的孤屿是鱼梁洲，那么，对《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就要有不同的理解—— “孤屿共题诗” 虽然实有其事，但并非发生于当下，而是孟浩然往日与张子容在故乡襄阳的共同生活。不过， 如果从诗的整体结构分析，颔联紧承首联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 而来，在这里脱离当下景物和人事而插入回忆之语，显得十分突兀，难免与诗意扞格。所以，要将“孤屿”理解为鱼梁洲也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中的评论，为我们准确理解“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的句意提供了解锁密码。《河岳英灵集》评云 “无论兴象，兼复故实”，指出这两句并不只是对当下景物的如实描写， 更是诗人“托物喻情”的兴象，委实独具只眼。俗话说：“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孟浩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之后与老友张子容相逢于离乡万里的永嘉江畔，其喜悦之情不难想象。诗人是善于移情的， 孟浩然也不例外。当孟浩然把他的喜悦之情转移到眼前的景物上时，远处的青山和耸峙江中的孤屿就成了他的酒朋诗友。所以，并非孟浩然和张子容在众山环绕的馆驿中喝酒，而是四围群山和孟浩然、张子容遥相对饮；并非孟浩然和张子容登屿题诗，而是江心屿与孟浩然、张子容以无声的诗语倡予和汝。诗人眼中的山，不再是凝固的山；诗人眼中的孤屿，不再是静止的孤屿；这就是殷璠所说的“兴象”。这种以山水为知音的境界，是诗人的境界，也正是中国山水 诗的境界！ 继谢灵运之后，孟浩然成为江心屿又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甚至修建于明代的浩然楼，也一度以孟浩然为主人。但孟浩然题诗江心屿，查无实证，很可能只是误读孟诗的结果。但这种误读也是由来已久，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李洪监永嘉盐仓。在他的《芸庵类稿》中有一首《望孤屿》的七律，颔联云 “浩然逸兴成陈迹，康乐清吟足起予”，把孟浩然与谢灵运相提并论，作为江心屿的两位“形象大使”。元初方回《瀛奎律髓》选录了孟浩然的《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批云：“永嘉得孤屿中川之名，自谢康乐始。”也把孟诗的孤屿理解为江心屿。明代嘉靖年间担任温州知府的龚秉德，其《孤屿》诗有“临流憩石悲康乐，对酒题诗忆浩然”的句子。年代稍后于龚秉德的永嘉人王叔杲，在《孤屿记》中说：“孤屿江心寺，林木交荫，殿阁辉敞，独浩然楼峻竦洞达，坐其中，沧波可吸，千峰森前，孟襄阳所咏‘众山遥对酒’是也。”则进一步将江心屿浩然楼上所看到的景色与孟浩然的诗句对应起来。 浩然楼本为纪念文天祥而修建。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浙东兵巡道吴自新游览江心屿，发现文信国公祠前面还有一片空地，“宜楼以壮观瞻”。于是由温州知府李际寅提供经费，同知刘正亨负责监督，于同年冬天开工修建。第二年正月竣工，取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 的意思，名为“浩然楼”。浩然楼是文信国公祠的“配套工程”，在浙江提学副使刘东星所撰写的《新建浩然楼记》中交代得十分明确。但就是这么一件记载确凿的事实，清初以后却屡遭翻案，孟浩然逐渐取代文天祥而成为浩然楼的“楼主”。乾隆末年，秦瀛出任温处水利兵备道，将 “浩然楼”改名为“孟楼”，并亲笔题写楼名匾额： 江心寺之左有楼曰“浩然”，盖以孟襄阳尝游此，故名。余以备兵至瓯江，登楼眺览，易其名曰“孟楼”，即书以悬檐楹。 秦瀛通过更改楼名，正式让孟浩然在江心屿“安家落户”，将“屿籍” 赋予这位唐代诗人。但秦瀛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嘉庆九年，闽人梁章钜北上途经温州，游览了江心屿，看到秦大人新题的“孟楼” 匾额，作诗一首： 凭栏泼眼尽秋光，城树村烟俯莽苍。历览敢希谢康乐？标题漫借孟襄阳。江山如此清辉在，人物当年逝水忙。谁识浩然留正气，西偏丞相有祠堂。 梁章钜道光间官至江苏巡抚，既是显宦，更是有考据癖的著述家。他这首诗前面有一篇序，曰：（孟楼）在江心寺西偏。考东瓯旧志，本名浩然楼。寺僧相传 为孟襄阳遗迹，秦小岘观察因改题孟楼，并镌跋于石。按谢康乐游孤屿诗，铺陈景物，言不及寺观。图经载咸通中始建东塔，宋开宝中始建西塔，至建炎驻跸于此，而丛林始盛，则是楼当亦托始宋、元间。楼之西为文公祠，盖信国公流寓旧址。拜瞻遗像，正气如生，始恍然于浩然之名，实寄尚友之慨，与襄阳不相涉。观察跋语似未深考，因私辨之而系以诗。 浩然楼始建于明代，梁章钜认为“托始宋、元间”，同样也 “似未深考”；但他认为浩然楼楼名取自文天祥《正气歌》“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之句，则完全正确。而秦瀛将浩然楼改为孟楼，显然不够审慎。 孟浩然的一首诗，在千年之后造就了一段有趣的公案。追根溯源，当然是由于人们对孟诗的解读有误。但辨明孟诗诗意及“孤屿”所在，并不是要否定孟浩然与江心屿的美丽邂逅。孟浩然来去瓯江都经过江心屿，江心屿及其周边的景物与鱼梁洲依稀相似，如果说因为江心屿的触发，孟浩然的故乡记忆才显得更为清晰，大概不至于有悖事实。因此，与其刻意去辨别孟浩然诗中的“孤屿”究竟是江心屿还是鱼梁洲，不如将之视为二者的叠加，或许这样才更符合诗歌创作和艺术想象的规律。而以浩然楼兼为孟楼，让孟浩然与文天祥同龛享受后世香火，似乎也并没什么违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