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巴黎:光之城的浪漫地形图

真正的孤山 不久前，我在皮加利广场那家新开的有机食品超市，跟那些放荡不羁的本地中产阶级一起排队，买了一袋生腰果。超市就在那座覆盖着石头的后现代建筑里，它取代了以前新雅典咖啡馆所在的那座古老的街角房子。我一边嘎吱嘎吱地大嚼腰果，一边试图回想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自己在这里的摇滚夜店里度过的疯狂夜晚。这时，我脑子里突然袭来一阵黑暗的回忆。那些夜店吵闹而肮脏，当然不是浪漫主义者们的那家咖啡店加以改善的结果，但至少它们使得这座建筑得以避免遭到拆除的命运。 怀旧从来就不是我的专长，然而它弥漫在这个充满深情的地区，难以抗拒。往昔悸动、闪烁着。红磨坊（Moulin Rouge）展开它巨大的风车翅翼，不仅让世人回想起这家老卡巴莱酒馆本身，也让人想起《红磨坊》和其他有关它的电影，那些在它屋顶和舞台上拍摄的浪漫场景，那些与之关联的全球集体幻想，凡此种种。怀旧是一桩大生意。法国运营时间*长的怀旧电台及其从不停止的手风琴音乐和从前的流行乐曲调就得名于这个地区：蒙马特电台（如今更名为 MFM）。它们中怀旧得*泰然自若的就叫“怀旧”（Nostalgie）。80 年代，当我住在洛吉耶路时，我那些摩洛哥邻居整天听的就是这些电台。如今，蒙马特有些杂货铺、咖啡馆和酒店里全天候播放着这样的音乐，这些店铺以即将搬上舞台的热门电影《天使爱美丽》（Amélie Poulain）为主题，或只是利用它有利可图的伪怀旧气氛。 就像玛黑区、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区一样，蒙马特的每一寸土地都流淌着回忆、忧郁、愁闷的渴望——或者漫无目标的大众旅游和色情欲望。我嘎吱嘎吱地大嚼腰果，以浪漫主义时代的沉闷步伐，登上蒙马特山丘，我测了一下自己所花的时间，想知道一个中年男子需要多久才能抵达那个听起来有些神秘感的雾堡。你或许会想起自己见过的一幅小型绘画，描绘了这座矗立在一些石膏采石场和田野之上的 18 世纪城堡，它被挂在卡纳瓦雷博物馆（Carnavalet Museum）楼下的一个角落里，就在那些浪漫主义者的肖像画旁边。这座低矮粗壮的城堡的名字令人怀旧，雾堡坐落在巴黎*高的山丘的半山腰。如今它已经被更高的建筑挡住，其侧面是一个献给流行乐歌手达丽达（Dalida）的广场。这座城堡可能是热拉尔·德·内瓦尔住过的地方，他很可能是跟他的宠物龙虾在一起，而维克多·雨果和新雅典的其他著名绅士也会与殷勤的同伴一起在这里度过傍晚的几个小时。他们群聚于此不是为了欣赏雾中景色或拜访内瓦尔。多年来，这座宅子的一部分都为他们所熟悉的肉体运动保留：它是一所妓院。 就像不知疲倦的内瓦尔习惯的做法那样，我走走停停，不时仰望这座老式的房子，或者俯瞰下面一望无际的城市或道路。我计算了一下，从皮加利广场来到城堡下方那个死胡同的末端，我花了 15 分钟左右。一道楼梯通往一条上方悬挂着灌木的狭窄巷弄。鸟儿吱吱啾啾。我独自一人，目光从一道栅栏顶上穿过一个枝繁叶茂的花园，窥视着一座在树木之间若隐若现、带有山形墙的乳白色宅子，突然意识到内瓦尔和雨果会很高兴在这里醒来，不过埃克托尔·柏辽兹、肖邦、李斯特和他们这个阶级中其他那些住在蒙马特的人，或者经常光顾其沙龙和妓院的人，可能会在一辆马车里备受折磨。当时这些路面崎岖不平的陡斜街道非常滑，由于地形和历史的缘故，周边地区也很危险。 蒙马特（Montmartre）一名源自“Mons Martis”，意为“马尔斯之山”。在它 20 世纪成为后浪漫时代的浪漫主义和现代旅游的摇篮和中心之前，这个地方是那位愤怒的异教战神马尔斯的圣所，不过跟新雅典后来那位女演员“马尔斯小姐”没有什么关系。到了中世纪，随着“Mars”演变成“martyr”，以适应基督教的圣徒传记，这个名字变得有些含混不清了。据说圣德尼就是在这个山坡上的一处圣泉附近被枭首的。那处泉水使得这里经常雾气朦胧，大街对面那座“雾堡”就得名于此，有些历史学家声称内瓦尔曾在那里居住。 *近，雾堡被放到市场上出售，价格一千万美元。如今，那些寻找这个地方的人可以放弃马车或自己的坐骑。如果愿意，他们可以乘坐市政中巴车或蒙马特大象列车。更好也更威风的方式是乘坐缆车到一个小型公园纳达尔广场，它位于山顶上的一处平台上，在一座长方形教堂附近。然后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步行下山，一路上风景优美宜人。途中，他们会经过一座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废墟；一座献给自由思想家烈士的纪念碑，就在一百年后巴黎公社于 1871 年开始兴起的地点；隐藏在高墙后的巴黎第二古老的罗曼式教堂；一个挤满涂鸦者及其画架的小广场；一排排摇摇晃晃的低矮建筑，里面容纳了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咖啡馆；一座拥有蜡像的怀旧主题博物馆；然后是蒙马特葡萄园，以及数十位名副其实的诗人、表演家、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家和思想家的工作室或公寓的所在地，从前现代到后现代，他们重新构想并重塑了法国。 如果你把这条路线稍作改变，绕道一个街区，你还会路过诺文路（Rue Norvins）22 号那座产生于 1774 年的公共建筑，所谓的桑德兰疯人疗养院（Folie Sandrin）。不幸的热拉尔·德·内瓦尔曾经在这里治疗抑郁症，但并未治愈。 成年之后，内瓦尔几乎每天都在这座圣山的上下周围、新雅典和巴黎其余地区来回溜达，显然陷入沉思中，不时停下脚步，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草草写下一些意义含糊的文字、象征符号或句子。人们以为内瓦尔是个懒人，永远的浪荡子。当泰奥菲尔·戈蒂耶起草内瓦尔的讣告时，他描述了这位古怪天才“勤奋的懒惰”，回忆内瓦尔结束漫游回到家中，将那些文字、象征符号和句子扩展成卷帙浩繁的随笔、诗歌、戏剧、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就像戈蒂耶和雨果一样，内瓦尔是他那代人中*受欢迎、*多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优秀的作家之一。 雨果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Errer est humain, flaner est parisien”——人固爱漂泊，巴黎人固爱浪荡。内瓦尔的文字或许不如这位大师简练，但其活动范围却超越雨果。他曾经告诉戈蒂耶，他希望巴黎的街道是一轴长卷，他可以一边漫步一边在上面书写，在一条没有终结的单一线索中，自动追踪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这就好比将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融入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或许会创造出比那两本书都更有趣的作品。 内瓦尔是个现代主义者却不自知，他的创作方法类似于自动写作。尽管这么说有点令人不快，但蒙马特似乎很适合成为其精神后裔即超现实主义者的家，以及颇有天赋又喜欢炫耀的萨尔瓦多·达利经常出没的地方。内瓦尔接受治疗的地方，距离过分商业化、展出达利那些古怪作品的达利博物馆总部只有几个街区。达利的作品一直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迷惑不解。我敢打赌，十分之九造访这座“博物馆”的人都会失望地离开，尽管他们不愿这么说。 考虑到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里都全天候保持活跃，很难想象蒙马特山顶上居然有一所康复院。不过在内瓦尔的时代，这里的山坡还是半乡村的僻静之所，或许不算奢侈，但肯定不乏宁静和感官享受，足以代表波德莱尔的巴黎。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热衷现代化的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下令，用这两个人毁掉的大约两万五千所建筑的碎石填满这里的石膏采石场。结果部分用于填埋的垃圾来到蒙马特，利用这种处置办法，那些市内贫民窟里被没收财产或遭到驱逐的人又被转移和驱逐了第二和第三次，于是他们便来这里搭起帐篷。这是巴黎自己制造的棚户区。*终蒙马特被划入第二帝国新的城市边界内。一旦那些采石场被填满，开发商就开始在它们上面和周围修建房屋，这个过程因为战争、经济或宪法危机、革命、暴动和居民举行的抗议而减缓。 蒙马特这些真实生活中的“悲惨世界”式贫民区漂泊不定，就像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胡佛村一样频繁搬家和四处移动。*后的棚屋就是雾堡两侧那些大名鼎鼎的抗德游击队基地。这片混乱的棚户区是身无分文的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在一个世纪之前的藏身之地，他一手握枪，一手握着画笔。那支枪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真的很危险。他在*原始的环境下——经常处于酩酊大醉中——创作出来的绘画，如今价值数百万美元。就像美国很多胡佛村的情况一样，一些“仁慈的”邻居在市政当局的默许之下，烧毁了抗德游击队基地。如今那个地点成为一个公园，里面有个滚球场，是个尘土飞扬的露天球场。 当地人顺着那些小路扔钢球，用本地黑话争论，听晶体管收音机，至少有时候也会调到蒙马特电台或怀旧电台。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当莫迪利亚尼、毕加索和其他人在这里露面时，内瓦尔早已自杀，雨果躺进了先贤祠，蒙马特也已经度过巴黎保卫战和巴黎公社那段英雄主义全盛期。起义在这里爆发，并在国民自卫军军火库所在的地方变得如火如荼，那里也就是如今幽静的纳达尔广场上为疲惫的朝圣者们提供能看见全景的长椅和树荫的地方。军火库下面，从前有一个采石场，即如今的路易丝–米歇尔广场（Place Louise Michel）所在的地方，纳达尔曾在此搭起他那个用于逃亡的邮政气球，让莱昂·甘必大坐着升入空中。蒙马特是一个反抗的地区，一片隐藏着万人坑的战场。有些坟墓就挖在从前的采石场中——这倒是带有几分别具诗意的合理性——就在拿破仑三世皇帝毁掉的那些房屋的碎石中，然后再用那些被屠杀的乌合之众将它们重新填满。 在第二帝国时期以及第三共和国之初，都曾有大批穷人和叛乱者遭到杀害。鹅卵石上的鲜血干掉没多久，当权者就开始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修建圣心教堂。这并非表达基督之爱与仁慈的自发姿态。恰恰相反，这座带有回声、没有灵魂的长方形教堂是为巴黎公社遭到镇压表示感恩。巴黎人了解这座白色拜占庭式庞然大物的黑暗历史，它怪异、可憎的侧影象征着反动的蒙昧主义，与先贤祠代表的精神相反。对于其支持者来说，它代表富人正当地战胜了寄生的狂热“社会主义”。就像在大革命后的恐怖时代一样，有些巴黎公社社员并非圣徒，但换作在今天，那些镇压他们的政府军将会因为反人类罪而受到审判。巴黎公社处决了四十八名人质，在战斗中杀死了八百七十七名士兵，但凡尔赛的军队屠杀了两万至三万人，并将另外数千人送到殖民地服苦役，他们因此死去。正是历史的阴阳轮回，使得蒙马特山顶上那个用石灰岩砌成的怪物避免变得荒诞不经或纯粹地荒谬可笑。 然而，不管是政客们还是这座教堂，都无法杀死催生巴黎公社的反叛的浪漫主义精神。如今，它以不那么暴力的形式继续无声地存在着。甚至在蒙马特成为朝圣地和右翼的灯塔之后，一代代新生的波希米亚式放荡不羁者、梦想家和亡命之徒也仍然会迁徙到这座山丘上。有些来自法国各地或国外——雷诺阿、皮萨罗、塞尚、莫奈、西斯莱、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高更、凡·高在这里崭露头角，然后是毕加索、布拉克、莫迪利亚尼、弗拉曼克、德兰、斯坦伦、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苏珊娜·瓦拉东（Suzanne Valadon）及其子莫里斯·尤特里罗（Maurice Utrillo）、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达利、科克托和马尔罗（André Malraux）。 在这些曾经的边缘人物中，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画家阿道夫–莱昂·维莱特（Adolphe-Léon Willette），他很久以来就被视为英雄，不过如今因为他的反犹主义倾向而受到憎恶，他习惯昂首阔步地走进那座长方形教堂，大喊“魔鬼万岁！” 对很多巴黎人来说，维莱特的梦想似乎已经变成现实。如果他们没有忙于作画、雕刻、写作，或者勤奋地懒懒散散着，以及到山顶上的那些卡巴莱酒馆如“狡兔”（Le Lapin Agile）——它至今仍在营业——狂欢作乐，或者像颓废时代那些真正的浪漫主义者那样同床共枕，给彼此画肖像，那么他们就会加入那些易怒的当地居民，为保护蒙马特免遭破坏性的现代化开发而奋斗。他们创造出了自己反资产阶级的、自由的“蒙马特共和国”，还有自己的货币。他们做出极大的牺牲，战胜了墨守成规的人、幸福的乐观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学院派艺术家、房地产开发商、单调乏味的右翼人士和其他冷眼旁观的人和反浪漫主义者。然后，在纳粹占领期间或战后繁荣期的某个时候，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保护主义者的琥珀和肉冻开始变味和结晶。怀旧演变成了制度化的沉闷斗篷。蒙马特在宿醉中醒来，发现自己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