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与地理学家——1945年以来的英美人文地理学

　　在社会之中，教育机构是这些思想发展的中心。在60年代晚期，大学生，特别是伯克利、芝加哥、伦敦和巴黎的大学生，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巨大对抗。学生站在反战运动的前列。除了这些直截了当的表达而外，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对这些问题也表示了关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关心的是“生产性”问题，而社会科学认为重要的是“管理上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做法。**种，要社会科学家更加积极地去解决分配的问题和环境消耗的问题。社会科学要加强“关联性”，加强“政策取向”，但局限在既定的研究纲领之内。第二种，更关心人的异化问题，人应当从机器和大型组织机构的过分控制中松解出来，应当鼓励他们在创造自己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抵制那些越来越不可信任的专家。*后，第三种，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要说明虽然个别问题也许可以解决，但另外的问题又会出现，而且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它是这种社会组织方式的痼疾，所以呼吁重大的社会改革——有些人认为要革命——这是唯一的长期的解决人的尊严和不平等问题的办法。　　这些观点的影响力可以从多方面看出，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在学生中间科学的和技术的题目不再流行，而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不过，很快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经受了经济衰退。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阿拉伯国家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以石油为经济武器的决策所致。这一重要资源的价格数年间增长了好几倍，对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但另一些人认为，经济衰退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60年代后期英国出现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的决策只不过是附加的重要促进因素。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认为，经济衰退反映了政府依照凯恩斯原则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失败。为寻求另外的途径，各个政党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例如在英国，对需求管理的较高度的共识在1970年以后解体，保守党主张注重自由市场并减小政府的作用，而工党则走向左倾，主张相反的做法。有人认为，这种两极化的思想发展使英国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政府更换政党会引起巨大的政策变化，这造成了未来的不稳定性。　　一些社会理论家认为，经济衰退及其影响后果（特别是失业）会促进对改革和革命的要求。70年代末，在本书所讨论的国家中，英美两国都选出了右翼政府，主张激进的经济复苏措施，减少公共开支，释放资本主义动力，而这些动力正是造成就在十几年前还广受谴责的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教育受到这些政策变化的实质性影响。在英国，20多年来首次削减高等教育开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目减少。相比较而言，在削减开支时对科学技术有所保护——经济进步需要它们的提高，对社会科学则做实质性削减。许多人认为，社会科学是左翼激进分子和不满情绪煽动者的大本营。研究基金也被削减和重新分配。在对这些政策的反应中，有的要保护学术的独立和自由，要求社会中的“批判的良心”，但也存在着在学科之内调整研究方向的愿望，以增加学科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联性”。　　在过去的40年中，包含着许多科学研究部门的教育系统深深地卷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曾受益于前20年的社会繁荣，教育发展迅速，科学研究活跃。在后来的岁月却遭到削减，因为至少有些决策人物认为，教育扩展，尤其是艺术和社会科学（商学和管理学除外）的扩展是一种奢侈，会产生弊病。经济进步并不需要大批学生和未来的研究者去学习与社会的目前需要无关的学问，不需要他们研究批判社会结构的题目。教育要削减，资助项目要紧密结合目前的需要。学科和学者要在市场中检验自己的现实意义和出售自己的技能。学术自由并没有完全取消，但是如果发现滥用学术，则要加以限制，减少资助。结果，科学事业在50-60年代的繁荣之后开始衰落，学界内外信心动摇，研究题目多是跟随政治的指挥棒。　　到了80年代末，对高等教育的政治看法出现转变，但在提供资助方面尚无改变。在英国，人们逐渐认识到，在重组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竞争需要发展人才资源以满足潜在的需求，要大量增加18-25岁的人的参与率，并且要扩大对25岁以上年龄的人的持续教育。所以，尽管出现了人口减少（尤其是社会经济阶层中20岁以下人口的减少，在这个阶层中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传统），大学和专科学校还是要准备扩大规模和数量。不过依照执政者的经济思想.学校应提高教学效率（例如不增加设备，但要增加学生），并扩充政府拨款以外的收入来源（主要通过研究和成人教育）。另外，人们开始注重“消费者付款”的原则（即北美长期使用的原则），这会导致学生更加注意“钱的价值”，并且增加了职业性课程的地位。大学地理系对这些政治的、体制的和潜在的市场的变化务必做出反应，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课程和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