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行实新证

　　《周邦彦行实新证/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宋人记邦彦事迹者，以王灼为*早。据岳珍在《碧鸡漫志校正》后附录《王灼行年考》，知王灼生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周邦彦于宣和三年（1121）卒时，王灼已十七岁。靖康元年（1126）王灼曾赴汴京应试，此时距邦彦之卒甫六年。然王灼不及见邦彦，关于邦彦之记载，自然得之于传闻。《碧鸡漫志》卷二关于邦彦有两条记载，即相互抵牾。前条日：“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仅隔两条后又日：“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周邦彦既提举大晟府，何以却不懂音律，要等江南某氏制律后方能填词？尽管王灼《碧鸡漫志》史料价值极大，然于邦彦所谓“提举大晟府”之记载，岂非有闻必录、录而不辨欤？　　据王灼《碧鸡漫志??序》，知《碧鸡漫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而《东都事略》约成书于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王称虽“承其家学，旁搜九朝事迹，采集成编”为《东都事略》，然私家著述，难于遍览公私典籍，岂其采纳王灼之说而未加考辨，始在邦彦传中谓邦彦“召为秘书监，擢徽猷阁待制”两句之后，顺便加“提举大晟府”之句乎？不然，何以晚于《东都事略》三四十年之楼《序》，却仅谓邦彦“性好音乐，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却只字未提邦彦“提举大晟府”耶？须知楼钥为《清真集》作《序》时，邦彦之《墓志》尚在，楼《序》又岂能疏忽如此耶？即如强焕《题周美成词》，自谓“余慕周公之才名有年于兹，不谓于八十余载之后，踵公旧踪，既喜而且愧，故自到任以来，访其政事”，可谓对邦彦崇敬有加，何以亦只字未提其“提举大晟府”耶？其后，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遂亦沿《事略》之误，然亦仅言“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尚未将创为大晟府雅、燕乐八十四调之功归于周邦彦。到了南宋末年，张炎在其《词源》中，才又将王灼言万俟咏“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改头换面，归功于邦彦，谓：“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近、引，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元人修《宋史》，其《文艺传》多采自《东都事略》，故《宋史》邦彦传亦沿《事略》之误。潜说友撰《咸淳临安志》，虽撮录群籍而不考，但却注明出处，亦不失史家之真诚。明清人拾宋元人牙慧，于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遂谬种流传，以至于今。　　综上所考，可总结如次：大晟府自置局至罢局，先后提举其事者为刘昺、杨戬与蔡攸，与邦彦毫无瓜葛；“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创为大晟府雅、燕乐八十四调的是刘昺、魏汉津与蔡攸，亦与邦彦毫无瓜葛；“依月用律，月进一曲”的是蔡攸，更与邦彦毫无瓜葛。中国人向来有“言以人传，因人废言”之传统，时至南宋，是非已定，魏汉津为剩员士兵，名不见经传，刘爵、杨戬与蔡攸已臭名昭著，故王灼虽在无意间移其事于周邦彦与万俟咏，但世道人心皆与焉，王灼之言始能不胫而走。张炎又将王灼言邦彦与万俟咏事合二为一，皆归之于邦彦，于是众美尽集之于邦彦矣。　　《遗事》谓：“其提举大晟府则僚属有徐伸干臣（典乐）、田为不伐（初为制撰官，后为典乐、大司乐）、姚公立（协律郎）、晁冲之叔用（大晟府丞，然大晟府官制无丞，疑即大乐令官，与太常寺丞同）、江汉朝宗、万俟咏雅言、晁端礼次膺（均制撰官，次膺后为协律郎）。”（按：括号内文字原为王氏小字注）。后之学者，对王氏之言亦信奉不疑。其实，这些人有的就根本与大晟府毫无关系，有的人虽然是大晟府词人，却与邦彦根本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