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女-(一个特殊女性群体社会形象变迁中的国家与乡村(20世纪30—90年代))

序 杨齐福 社会性别史研究是妇女史研究中衍生的一个研究取向。“二战”后，由于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妇女史研究也开始转向，“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重建女性的历史。 1986年，美国历史学家琼·瓦拉克·斯科特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从而开创了妇女史研究的新局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蓬勃兴起并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妇女史引入“社会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史学新的生长点，担负着对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容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近年来，妇女/性别史学者越来越关注在地问题和本土立场。如何在本土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形成自洽的社会性别话语体系，这是当下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 汪炜伟的《惠安女：一个特殊女性群体社会形象变迁中的国家与乡村（20世纪30—90年代）》一书，以惠安女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考察这一特殊群体社会形象的建构过程，探究近代以来国家政治力量与社会性别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凸显了作者对于性别史研究的独特思考，即将性别史视为通往社会整体发展史研究的一条路径。 惠安女因其独特的外在装束和迥异的文化习俗，长期以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新中国成立以前，惠安女集体自杀成风。社会舆论多将其归因于惠安女长住娘家习俗。作者在文中指出“长住娘家致因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些不太合理之处，“姊妹社群”的广泛存在和强大约束力才是影响这一特殊风习的关键所在。难得的是，作者还指出这种特殊风习不仅仅限于惠安一地，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农村中也曾出现过，这拓宽了人们对华南地区社会的认知。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了新社会的亮点和新时代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使广大妇女从传统性别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更好地服务于新政权和新社会的建设。惠安女深深卷入社会变动狂潮中，社会形象发生根本转变。一方面，由于与国家政治密切联系的“劳动”成为定义女性的新的文化框架，惠安女的劳动形象开始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由于国家政治的需要，许多妇女加入民兵组织，“不爱红装爱武装”亦构成惠安女的新形象特征。此时，惠安女社会形象的变化实质上是其形象国家化、政治化深入发展的表现。 在集体化时代，地方政府动员和组织妇女参与水利建设。惠安女在惠女水库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极大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在文中运用“仪式”理论，通过对惠女水库建设过程中动员仪式、竞赛仪式、奖惩仪式、管理仪式等分析，揭示国家是如何塑造符合新社会要求的惠安女形象的，这种新的女性形象具备哪些特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惠安女形象再次出现重大转变，传统、乡土的气息被激活；惠安女也进一步摆脱其悲剧命运，走向新的生活世界。 作者在史料挖掘方面用力甚多，走进档案馆寻找尘封的档案，深入图书馆搜寻当时的小报，尤其是走向田野寻找亲历者进行访谈，从而使得史料更加多元化，也更具说服力。此外，作者在理论探索方面也颇费功夫，积极汲取学界的新理论、新方法，大胆尝试图像证史、文史互证等手段，彰显了一定的创新精神。作者正处于学术成长时期，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