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有幸

我的高考记忆 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多半经历复杂，如果按照过去填表的要求，“本人身份”一栏恐怕无法单纯写作“学生”。实际上，除了没有资格当兵外，工、农两行我都干过。而无论哪个时段，上学读书都是我的梦想。 1969年去吉林插队后，我曾经非常盼望能够获得推荐入学的机会。特别是先后当过大队妇女主任的两位同校女生接连被推荐上了北京医学院与北方交通大学，更让我燃起了希望。我觉得下一年应该轮到我了，因为我已是这个北京集体户中唯一的女生。为此，我甚至很投机地写了平生仅有的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说，大队党支部水平相当高，肯定洞穿了我的心思，并没有让我“得逞”。不过，很快，我也调整了方向，改为办理病退回到北京。因此，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是北京皮毛三厂刚刚学徒期满的工人。 记忆往往不见得准确。1998年北大校庆时，我写过一篇《我的走读生活》，其中简略涉及了高考情况。那时没有网络资源，故仅凭记忆，我将复习时间提前到夏天。实则，按照现在可以方便查到的资料：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方才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奠定了“统一考试”的决策基础；10月12日，国务院关于恢复高考的文件下发；全国人民则是通过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以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才普遍得知此事。 按照这个时间表，12月10日北京开始高考，中间的复习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月零二十天。当然，那年头也有各种小道消息流传，提前测知高考恢复也未必全无可能。但无论如何，《人民日报》白纸黑字的权威声音，在当年习惯于忠实执行不断变化的中央指示的各级组织那里，还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落实。对考生而言，*大的优惠政策是，我所在的工厂不仅不阻拦报考，而且还提供了*少十天到两周的带薪复习时间。似乎我们能考上大学，对于皮毛三厂来说也是荣耀。 记不清厂领导是否有过这样的鼓励，反正我熟悉的有向学之心的青年工人报名者总有七八人。而这样的福利仅此一次。第二年我妹妹复习考试时，就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当然，北京的工厂在1977年是否曾经普遍施行过这一政策，我也不能确定；可以肯定的是，皮毛三厂的假期对我人生道路的改变意义重大，令我至今感激不已。 话说我家兄妹三人，均间隔两岁，正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遭遇“文革”，此时也都以简陋的初中毕业学历，激起了参加高考的兴致。只是，我妹妹那年来不及准备，比我晚一年才如愿以偿。我和哥哥则开始一同复习。虽然我们的报考目标不同，他瞄准外语学院，我向往的是历史与中文学科，但复习的主要内容还是相同的。加上同院一位邻居宓汝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铁道史研究专家）的女儿与我们年龄相仿，来往密切，三人常在一起温习功课。 而“文革”发生时，我在景山学校读六年级。虽然该校在全国率先进行教育改革实验，五年即小学毕业，1966年6月，我已在初中部，不过，与正规的中学教育相比，我们还没有开过物理和化学课，数学也只学到了代数的三元一次方程。以这般浅陋的知识参加高考，显然只能投报文科院校。而各门考试的科目已经预先知道，文科有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四门，报考外语院校者再加试所选语种。我哥哥虽比我在中学多读了两年书，可惜他对数理化完全没有兴趣，严重偏科。我们也都很清楚，语文和历史大抵靠平日的积累，突击没有用，地理可以稍微补补课，复习的重点于是落在数学。 说到数学，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强项。起码我在景山学校读书的年代，一直以数学成绩突出而为老师、同学知晓。每次班级推选参加学校组织的数学竞赛，我都是当然的选手，并屡屡获奖。但这些“光辉”的业绩都属于小学的算术时代，进入中学课程，我在学校习得的代数不过是起步而已。 幸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并未因下乡插队而中断。集体户里的同学萧霞，父亲是“文革”前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家里有不少战士出版社翻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记得她带到乡下的这套数学课本是绿色封面，当时我们觉得这是*耐读的书。收工回来无事或者不出工的日子，我们就一本一本地看起来。自修教材的好处是，所有的习题在*后都附有答案。因此，从《代数》开始，我们相继学完了《三角》《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我的解题能力也得到了萧霞含蓄的称赞，记得她后来给我的信中提到，我们一起做过题，她觉得我的智力够用。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