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锦城西 五百年前的诗意成都

　　在朱棣的削藩下，对亲王们的限制越来越多。永乐元年（1403），朱棣以代王朱桂“擅兴土木，疲劳军民”为借口下令说，今后各大亲王没有得到朝廷的命令，“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　　朱棣后来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的规定。宗人府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　　举例来说，此前，户部尚书拜见某亲王时会说：“臣某某参见殿下。”现在，改口为：“户部尚书某某参见殿下。”这个改称很微妙，亲王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成为皇帝的臣子了。　　朱棣顺利地解决了亲王威胁中央集权的严重问题，防住了哥哥、弟弟们，但却没防住儿子。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他的叔叔、朱棣的二儿子朱高煦起兵造反。朱瞻基亲征，朱高煦投降，被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后朱高煦及他的儿子们相继被杀。　　有鉴于宗藩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不死，从朱瞻基开始，对宗藩的限制越来越严，越来越紧。　　军事上，尤其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朱真锸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后，宗藩的军事权力基本上消失了。宗藩不得干预兵事，成为一种制度，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谁触碰谁遭殃。朱高煦谋反被平息后，为防止宗藩势力渗透到政治、军事领域，朝廷下令，禁止宗室成员为官参政、从事四民（士农工商）之业，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议论朝政。　　这项藩禁，对有的宗藩是致命的。不能出仕和从事四民之业，就没有谋生路子。一切生活来源，只能依靠朝廷的宗禄和赏赐。好比是养在圈中的牲畜，每天靠主人喂食，如果主人不喂食，就只有被饿死。　　等级高的宗室，因为享受的宗禄多，生存还不是问题；等级低的宗室，宗禄少，人口多，生存就是大问题。这也是后来导致宗室经济犯罪的根源之一。　　洪武时期，朱元璋曾规定：诸王要“每岁朝觐”。事实上，诸王不大可能每年都要进京去朝觐。首任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后，在洪武时期，就只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进京了一次。　　朱高煦谋反事件后，藩王进京被杜绝，“亲王无入朝者”。　　正德四年（1509），朝廷出台明文规定：“亲王朝觐，虽载祖训，英庙之时亦尝一举，然久已不行。以故，比者崇王请朝，则贻书免之。今后凡亲郡王请身自入朝者并免，著为令。”　　不能进京也没什么，反正路途遥远，那时又没飞机、高铁，更别说高速公路了，走起来也累人，搞不好半途上因为旅途劳顿把小命都给赔上了，这种事情又不是没发生过。　　但藩王们要想出城一趟，都难了。　　准确地说，不是一刀切地要求不准出城。如出城郊游、祭祀先祖什么的，还是允许的。前提是：必须先打报告，朝廷批准后才行。　　如果藩王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员必须及时上奏朝廷。否则的话，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甚至被罢官回家挖红薯，武官降级被调往边疆去喝风。　　那个时候信息往来不方便，蜀王这边打报告，送到朝廷，朝廷批复后再返回，一来二去，估计要一两个月时间。　　这意味着，如果蜀王决定要出去郊游，至少要提前一两个月做计划、打报告，说本王决定在某月某日出城散散心。那么，到了那一天，即使天上下刀子，蜀王要么继续出城，要么取消计划。想起来，真是心塞得慌。　　不过，貌似蜀王们出城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从他们留下的文献中可以得知。　　蜀定王朱友垓的《定园睿制集》卷二中，有《郊行》一诗：“古木寒烟外，渔歌夕照边。落霞光闪闪，归雁影翩翩。晚稻如云熟，枫林似锦鲜。农夫收获罢，樽酒乐长年。”　　诗中不仅详细地描写了秋天时成都郊外农村在傍晚时的情景，还从另一方面揭示，经过蜀藩多年的经营，蜀中已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农夫在收获庄稼后，兴致很高，很满足，喝着小酒，迷迷瞪瞪地享受着这份乐趣。　　蜀怀王朱申铵的《怀园睿制集》收录了两首诗。《农人》：“生涯数亩田，妻子播于前。每遇秋成后，讴歌大有年。”《田家》：“茅屋两三家，栽桑复种麻。秋来登百谷，鼓腹乐无涯。”　　这是朱申铵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如果他没出城，没深入乡野，能写出这么具有画面感的诗来吗？这两首诗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成都人的生活状态，也能从中发现成都悠闲生活的基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