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

《人能弘道：二程语录与洛学门人研究》：
　　一 刘安节
　　刘安节，字元承，温州永嘉人，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生，元符三年（1100）进士，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夏五月卒。与其堂弟刘安上（字符礼）一同师事程颐，人称大刘、小刘。和许景衡、周行己等人一并被称作“永嘉元丰九先生”。朱熹《伊洛渊源录》中收录了许景衡为其所作的《墓志铭》，黄宗羲《宋元学案》中“知州大刘先生安节”的内容基本源于许景衡的《墓志铭》。
　　据杨万里所论，刘安节等人早年师事乡贤林石，林石主张“为己之学”与二程主张的道学思想一致。另据许景衡所作的《墓志铭》中记载，刘安节“既冠，游太学”。刘安节的既冠之年为元祐二年（1087），也正是旧法党人重振之时，此时刘安节兄弟到京师，想必亦受这样的风气影响。不过有趣的是，许景衡的《墓志铭》中丝毫没有提及师事程颐以及编撰《伊川语录》之事，这大概与徽宗时期的政治气氛有关。考虑到之后的新旧党争，刘安节兄弟师事程颐应在元祐年间。
　　第二章已经提及，关中学者所记《程氏□□》卷十五的资料在卷十八中有多处重复出现，甚至卷十八中直接出现苏晒与程颐的问学记录。这表明元祐年间，刘安节与苏昞等人曾一起在洛阳问学于程颐，或许刘安节已经接触到关中学者记载的语录。抄录部分资料。
　　元符二年（1099）九月因立刘氏为后一事，邹浩上书言极谏，触怒哲宗而被削官羁管。据《宋史》记载，“蔡卞、安悖、左肤继请治其祖送者王回等”。不畏□□□□的送别人群中，就有刘安节。《墓志铭》中提及，“邹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与其所厚者数辈，追路劳勉之”。由此可见，元符末年虽然旧法一派不断地遭到打击，但仍有着极强的势力，刘安节亦自觉地参与旧法党人的活动。
　　在记于徽宗政和元年（1111）七月至十月间的《龟山语录》“毗陵所闻”中，□□条即“刘元承言：‘相之无所不用其敬，尝挂真武画像于帐中，其不欺暗室可知。’”刘安节路过毗陵，拜访在此定居的杨时。一般认为《龟山语录》为陈渊所记，此时陈渊得知刘安节编有二程语录，后来专门拜访其子刘诚寻访此卷。
　　程颐评价刘安节：“只它守得定，不□却，亦早是好手。”二程生前，已经有不少门人记录的语录流传，如前引谢良佐所说“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二刘（刘安节、刘安上）各录得数册”。谢良佐特别指出刘安节兄弟整理的《伊川语录》，可见徽宗时期该卷语录已在道学群体中广泛流传。南宋初年的重要道学家高闶亦曾指出刘安节整理的《伊川语录》的重要性：“伊川先生议论不事文采，岂有意于传远哉？然犹班班可考者，以有刘元承之徒口为传授故也。”高闶充分肯定刘安节整理的《伊川语录》，可见此时刘安节编纂的《伊川语录》已经获得了道学群体的重视。
　　二 《程氏□□》卷十八的思想分析
　　刘安节所编《程氏□□》卷十八的显著特色即程颐语录经过了刘安节的编辑整理。不仅内容相似的条目被放在一起，而且全部的259条亦是按照仁、恭敬、修身、静敬、养气、释老、论孟、六经、史论、礼仪的顺序排列。显然，这样的编排本身，体现了刘安节对于洛学尤其是程颐思想的理解。□□将着重通过仁、敬、气的三个方面予以讨论，分析刘安节所编《伊川语录》中的思想特色。
　　（一）仁
　　《程氏□□》卷十八的前7条都是有关仁之本性的讨论。□□条语录即程颐提出的求仁之方，“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对于后来湖湘学派的张栻有很大的影响。前7条有关仁之问题的关注，主要强调本体之性的仁与具体发用的情之间的区别。对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情就是爱，但程颐明确反对世人“以爱为仁”的观点，程颐提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换言之，爱之情是本体之性仁的发用，但是不能直接地将发用之爱看作本体之性。
　　对于《论语·学而》中有子所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在卷十八的第3条，程颐同样基于“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的区分，指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对于“孝悌为仁之本”，程颐认为孝悌是当作“行仁之本”，即由对父母、兄长的孝悌行为，可以实现仁之本性。但是同样的，不能将具体的行为等同于本性之仁。
　　在第6条中，弟子以五谷之种比喻仁，种子待阳气而生比喻心的作用。在程颐的弟子看来，本体之性必须借助于心的作用才能展现出来。程颐否定这一观点，并指出“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颐认为，生之本性就是仁，即不可以将谷种的生长看作阳气的作用。阳气只是外在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还是种子自身。这里，程颐强调生之性的仁与具体之发用的情的区别，反映了程颐性体情用的基本观点。在第8条有关忠恕的讨论上，程颐再次提出“忠恕只是体用”，“然恕不可独用，须得忠以为体”，突出反映了理学体用观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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